1984年1月24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首次亲临深圳特区视察，这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中，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此时，深圳经济特区刚刚成立4个年头，特区的建设热火朝天，但国内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围绕特区的非议同样云谲波诡。

　　邓小平来到深圳，在亲眼目睹了深圳的发展变化后，欣然提笔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此后，“特区不能办”的议论基本上没有了。应当说，特区的发展不负众望，各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到了1987年6月左右，邓小平肯定地说：特区是成功的，不但决定正确，而且办得成功。也就是说，到十三大前夕，邓小平完全肯定特区。

　　可以引用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的总结：第一，特区是我们观察研究当代世界经济的前沿；第二，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排头兵”；第三，特区是通向国际市场的特殊渠道和发展对外经贸的新基地；第四，特区是改革的试验场。第五，特区是我国现行经济政策的集中展示。

　　时隔26年，站在深圳三十而立的新起点上，再次重温这一历史事件，意义深远。

带着问号南下视察

　　邓小平为什么要在1984年春节前后到特区视察？应当说，最主要的问题是特区这个决策对不对？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

　　自1979年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支持下，开始创办经济特区以来，4年时间过去了，特区特别是深圳特区，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绩。到1983年，深圳已和外商签订了2500多个经济合作协议，成交额达18亿美元。与1978年相比，1983年深圳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1倍，财政收入比办特区前增长10倍多，外汇收入增长2倍，基本建设投资比建国后30年的总和增加20倍。但是，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围绕特区的是非和议论很多，特区本身也反映自身发展遇到很大的困难。

　　首先，特区发展遇到了种种困难。当时，已77岁高龄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章蕴曾多次给邓小平、胡耀邦写信，反映她在广东调研时看到的特区面临的困难。1982年12月20日，章蕴在第二封给胡耀邦并邓小平的信中说，当地干部群众希望我们在各方面工作中，要继续清除“左”的影响，把手脚再放开一些，加速改革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对行之有效的政策要保持稳定性，不要多变。信中呼吁，对制止滥发奖金不要搞“一刀切”，不要搞成“有限制的多劳多得”，以致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

　　邓小平看了胡耀邦转给他的这封信后，对广东地区这种动态很关注，12月22日马上作出批示：“可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

　　1982年12月31日，章蕴第三次给胡耀邦、邓小平写信，反映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效果很好，“但要循此继进，则困难重重。仲夷、田夫、灵光等同志为此很伤脑筋。”问题主要是，一年多来特别是1982年以来，上缴任务一再加码，“条条”限制日益增多，弄得广东特殊、灵活余地越来越小，步子越来越迈不开。

　　1983年1月1日元旦这天，胡耀邦圈阅了这封信。邓小平则更重视，他在1月3日作了批示，提出意见，表明态度：“这个情况应该引起重视，请国务院财经小组一议。”

　　其次，党内舆论也有对特区的非议。一些人把特区工作上的失误看重了，性质上也定得不当，提高到新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问题。一些人用旧中国的租界问题影射特区。一些老干部到特区走了一趟后回来痛哭流涕，认为颜色变了，回到了资本主义。人们思想上引起了混乱，从事特区工作的同志顾虑重重，有些工作事事观望，推动缓慢。

　　另外，在党内高层，对特区发展的快慢、急缓也有不同考虑。有些老同志态度要谨慎一些。更多强调的是不断总结经验，步子稳一点，把事情办好。

　　所有这一切，都使邓小平特别关心特区问题。1984年春节前夕，为实地看看牵挂已久的特区问题，邓小平提议到广东亲自去看一看。“小平同志非常挂念深圳的发展，他要看深圳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特区的事情在他心里面总是记挂着，究竟搞成搞不成，搞好搞坏。他的心情是很迫切地要来深圳看看的。”刚到深圳时，他也说，“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