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邓小平多次讲：“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1984年他在回答日本客人提出的“一生中最高兴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时说：“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时期。” 请结合年谱内容谈谈，他为什么这样说？
编者：邓小平说过“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因为“那时我们装备很差，还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情况下取得的”。解放战争中，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部由太行山东下华北平原，灵活转战冀鲁豫、豫北东西两个战区，跳跃进出陇海路南北两侧；突然抢渡黄河天险，鏖战鲁西南，出敌意料穿越陇海路，千里跃进大别山，驰骋中原大地，布成“品”字战略阵势；战略决战前夕，刘邓大军挥师西进，背倚伏牛山区，雄视中原大地，整军经武。1948年九月会议之后，刘邓大军东向徐州，决战淮海，强渡长江，攻占南京。后指挥进军西南，强弩隐而不发，大迂回、大包围，彻底截断敌军退路，军政两手兼施，促成敌军纷纷起义投诚。1989年11月29日，邓小平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老同志并发表谈话，纵论二野历史，并分析了解放战争发展的主要特点，勾勒了人民解放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年谱虽然主要记述邓小平的活动，但由于他在解放战争中的地位，通过他的视角，我们能感受到解放战争势如破竹、痛快淋漓的气势，也更深切地体会邓小平为什么将之视为“一生中最高兴”的时期。
记者：关于建国后邓小平的活动，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比如，邓小平从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主政大西南，到1952年调任中央工作，1956年党的八大后担任10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这是怎样的一个过程？请谈谈这一时期邓小平的主要工作和杰出贡献。
编者：年谱1950年至1952年7月摘引了邓小平为西南局起草、修改的大量文件。他提出西南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结束战争、转入和平建设，“要建设一个由农业到工业，由落后到先进，由贫穷到富裕的真正的现代化国家”。他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发动和依靠群众，顺利完成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加强各级政权建设，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兴修成渝铁路，很快改变了那里的混乱面貌，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
年谱1952年8月至1956年9月记述了邓小平初到中央工作的情况。他分管过监察、民族、人事以及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等部门的工作。他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把握，他实事求是、妥善协调各方关系的工作艺术，他雷厉风行、勇于负责、做事果断的工作作风，都让毛泽东很满意，对他很信任。1953年3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邓小平还参与了处理高饶事件、筹备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筹备中共八大以及中央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这些情况过去知道得比较少，年谱反映了他在这些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1956年9月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是邓小平工作最忙的10年。他经历了整风反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中苏论战、“四清”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一时期，党在领导人民取得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有过严重失误。党是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的。总的来说，邓小平坚持独立思考，从实际出发，就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过许多正确的、积极的思想主张。比如，1957年上半年，就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问题，他指出：“这个制度好不好，决定于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制度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制度是好的，但还要注意调整。”1960年，他在一次谈话中又指出：“只要能加速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好。到底是快好还是慢好？现在看来，能快还是快点好。但是，快也是有条件的，受客观规律限制的。不能说越慢就越合乎客观规律，有较快发展的客观规律，问题在于认识它。”1964年他在谈到工作标准时指出：“我们制订的方针、政策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衡量我们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我们能不能发展生产力，能不能比较快地实现四个现代化。”1965年他在谈到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时指出：“社会主义归根结底是消灭剥削制度。单单企业归国家管理，不叫社会主义。”这些思想，今天看来，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对我们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渊源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人们对“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而后又复出、再打倒再复出的经历，也比较感兴趣，认为这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忍耐和坚持。年谱是怎样反映这一段历史的？
编者：邓小平是被动卷入“文革”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从年谱中可以看出，在被打倒后，特别是面对大字报对他的污蔑诽谤和“造反派”对他的批斗，他也很不平静。他于1967年4月3日、7月9日、7月29日、9月18日四次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想当面向毛泽东澄清自己的“问题”。但是，作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久经考验的大政治家，即使身处险恶环境，邓小平还是表现出相当的从容镇定，努力争取解决自己“问题”的机会。年谱收录了他1968年7月5日写完的《我的自述》，1968年11月4日致汪东兴的信，1969年5月3日致汪东兴并请转报毛泽东、林彪和中共中央的信。邓小平表示：最大的希望，是能够继续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请党分配给小小的工作或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尤为可贵的是，即使身处逆境，在为他人写证明材料时（如1967年11月3日关于钱信忠问题、1967年12月28日关于魏文伯问题），邓小平都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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