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关于邓小平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原始文献记载吗？
编者：有关邓小平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加入党组织的情况，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写的自传中有较为详细的记录。他说，1923年3月离开哈金森工厂前，舒晖嶂动员他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汪泽楷也同他谈了两次话。6月，他离开夏莱特到达巴黎，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穆清接洽，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关于入党时间，有文字记载，1924年7月16日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和周唯真、余增生三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书记局，负责旅欧团的日常工作。根据党的规定，当时担任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支部）的领导，就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党员。所以，年谱将邓小平的入党时间确定为1924年7月16日。
从加入党组织那一天起，邓小平就坚定了自己的终生信仰。如他在自传中所说：“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在处理婚姻问题上，邓小平表现出同封建主义传统作斗争的鲜明态度。年谱引用了邓小平在法国给父母写的信，提出与一岁时父母为自己订亲的唐姓女子解除婚约。父亲回信大骂他不孝，说：“倘故意违拗，家庭与汝从此脱离关系任其所为可也。”邓小平没有畏惧和退让，依然坚持退婚。最后父母不得不将唐姓女子作为邓家女儿嫁了出去。对于退婚的理由，邓小平后来说得很明白：“我到法国后，‘自由恋爱’的呼声，充满了我的耳鼓，触发了我的心事，于是我决定写信回家退婚了，不久我便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更觉得一个不识字不相识而毫无关系的女子，于我将来的革命工作实无补益且有障碍。”
记者：年谱披露了一个小细节：邓小平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的《党员批评计划案》，在“做什么工作最适合”一栏中填写的是“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对他的这个自我评估应当怎么看？这方面的才能在他后来的革命生涯中是怎样得到印证和表现的？
编者：应该说，邓小平的自我评价是实事求是的。他这方面的才能最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党支部书记给他签写的鉴定书中就得到了印证：“他是该大学共青团委员会的一名优秀组织工作者，组织纪律性强，有克制能力，学习能力强，在团委会的组织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步很快。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同其他人保持同志关系。学习优秀、党性强（单独开展工作——单独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被指派做这项工作的都是最优秀的党员）。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他具有在法国无产阶级组织的工作经验。”这也是邓小平后来第一批被派往国民军联军冯玉祥部工作的重要原因。他回国后，先到冯玉祥部中山军事学校担任中共组织书记。还在赴任的路上，他就向同行的伙伴和沿途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在中山军事学校，年仅23岁的邓小平不仅兼课而且在一些大场合演讲，据听过他演讲的人说，他讲话深入浅出，生动风趣，引人入胜。不久他就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能力得到了充分表现，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锤炼。
也正因为这样，1929年，中央委派邓小平到广西领导党的工作，组织起义。他自己后来说，这是他军事生涯的开始。在那里他独当一面，动员和宣传群众，组织起义，更显露出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宣传组织水平。1933年他到江西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毛泽东、朱德途经瑞金时决定留下，与他的工作开展得十分出色不无关系。在第一次遭受政治磨难后，他担任《红星》报主编，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年谱对他主编的《红星》报的重要内容作了反映。长征开始后，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他坚持手刻蜡纸办报。读者从《红星》报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根据长征中遇到的新情况，充分发挥报纸的宣传作用并鼓舞士气的。抗战开始后，邓小平走上更重要的领导岗位。解放战争中，他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后指挥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直到进军大西南，全国解放后他担任西南局书记，八大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的组织工作才能表现得淋漓尽致。
记者：抗战时期是邓小平在军事、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和辉煌的时期，但这一时期处于复杂艰难的战争环境，资料收集难度应当不小。你们是怎样做到生动而又详尽地反映这个时期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的？
编者：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先后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一二九师政委，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北方局代理书记等军队和地方党的双重要职，既有具体负责一方面工作的经验，也有单独主持全面工作的经历。如何生动再现邓小平这一时期的军事政治活动是年谱的一个重点。如，八年抗战时期邓小平是在太行山度过的，战事频仍，四处转战。单是为了确定他这一时期的行踪，我们就查阅、核实了大量档案和历史资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我们查阅了“一二九师阵中日记”，找到了“刘伯承日记”、“张南生笔记”等一大批珍贵的一手资料；我们还专程到河北、山西等地进行实地收集资料。综合各种资料，最终确定了邓小平转战太行的基本行踪。其中使用的大部分资料属首次公开发表。
如何反映邓小平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也是编撰中的一个难点。从1938年1月邓小平任一二九师政委开始，他和师长刘伯承一起并肩战斗13年，彼此相互尊重、配合默契，一起研究制定战略战术、共同指挥过许多战役，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留下了“刘邓不可分”的佳话。可以说，邓小平的军事思想与活动同刘伯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他们毕竟又是两个经历、性格和爱好不尽相同的人，工作分工也不同，一个是军事主官，一个作政治主官。为了既充分反映邓小平军事活动的特点，又能照应到他们之间密不可分的合作关系，经反复考虑，我们把记叙重心放在谱主邓小平作为政委的活动和建树上，同时也比较系统地记载了邓小平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原则、形式与各种抗日武装之间的联系的论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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