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推动和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面临着国际上对中国这样那样的议论。种种议论，或指向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方向，或针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步骤，或涉及中国实施的一些具体政策，有质疑和责难，有猜测和期许。怎样面对和回答这些国际舆论，邓小平的做法留给我们颇多经验和启示。
　　关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问题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改革开放不是一蹴而就的跨越，而是一个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的历史过程。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能否持续、稳定，国际上一开始就出现怀疑和担心，且伴随改革的进程不绝于耳。197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瑞士客人时指出，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政策的连续性问题”。1983年3月会见美国客人时又指出：“国际上相当长一个时期的议论，就是中国政策的连续性可靠不可靠？”1987年4月会见香港客人，邓小平进一步归纳说，改革政策的“变不变”，“是人们议论纷纷的问题，而且我相信，到本世纪末、到下世纪还要议论”。
　　针对这样的国际舆论氛围，邓小平首先在公开场合尤其在会见外宾时反复阐明：我们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基本立场不会变。例如，1983年会见美国客人时说，“中国政策连续性的问题早已解决，1978年底我们党的三中全会确切地表明了这一点”；1984年会见港澳客人时表示，“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1985年会见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时强调，“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1987年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搞了8年了，既然是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为什么要改变”？
　　仅仅是公开表态“不会变”，仍不足以消除或减少国际上在这方面的怀疑和担心，还要有相应的策略和政策。如，为了巩固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邓小平说：“要制定同国外交往的一些法律，如投资法，把政策用法律形式肯定下来了，国际上也可以放心一点。”针对国际上将改革归功于邓小平个人而怀疑一旦他不在“政策就会变”的情况，邓小平会见外宾时多次表示：“改不改变不决定于我这个人在不在，而取决于事情办得对不对。”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领导地位是举世公认的，但他总是对外强调：“并不单是我个人的作用，实际上是我们集体的作用。我只是出了点主意”；“中国的政策并不是我一个人提出的，中国的现行政策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广泛支持，得到广大干部的支持……国际上对我讲得太多，不符合实际”。不仅在外交场合，邓小平在党内讲话中也如此强调。1984年10月22日，他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现在外国报刊都是讲我在里边起了什么作用。有作用，主意出了一点，但主要的工作，繁重的事情，是别的同志做的。”无论对党内外还是国内外，邓小平都表现出襟怀坦荡、虚怀若谷的领袖气度。注重务实的他还提出具体办法：少宣传、少工作。邓小平多次提出：“不要宣扬我起的作用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因为宣扬过分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邓某人不在了政策要变。现在国际上就担心这个问题嘛。”关于少工作，其实质是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退休制度。邓小平躬行领导干部退休制度赢得了国际上的高度赞赏。他在十三大“半退”后，南斯拉夫《政治报》说，“这是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十年来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美联社评论，“邓的这一举动可能是他对中国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骤、成效和政策改革被邓小平称为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其对中国社会带来的深刻而复杂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任何一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调整，都不是简单的单向度的线性过程。国际上却往往根据一些具体做法或表象，对中国政策作出各种猜测和判断。对此，邓小平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处理方法，正确的予以肯定、认可；不符合客观情况的，则鲜明地阐明自己的观点。比如，一些人根据我国在某一段时间内改革节奏的紧与松，便发出中国是坚持还是放弃改革的议论。有人说“中国的改革不可逆转”，邓小平表示“这种见解比较正确，比较符合实际”。有人则妄言中国政策“会变”、“要变”甚至已经“变了”，“后退了”，对此，邓小平多次指出，这种看法“没有根据”，“不妥当”，“是误解”，“乱猜疑”。早在改革初期的1981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就批评过这种主观臆断式舆论：“世界上有好多议论都是一种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猜测。”再如，对认为中共领导层存在“保守派”和“改革派”的议论，邓小平在1987、1988年连续两次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都明确指出：“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中国没有保守派，特别是在我们领导层中，要改革是一致的”。针对很多人将他看作“改革派”，邓小平坦言：“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在指出对方判断和认识存在的误区、偏颇甚至错误的同时，开诚布公、实事求是地阐明自己的观点，既体现了邓小平坦率、果敢、耿直的行事风范，也是他应对国际舆论所秉持的一贯态度和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