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材料之关系的完美处理

　　在说到洪子诚先生的学术特色时，我们一般都会立即想到“材料”这个字眼——洪子诚先生的研究以材料见长。读他的文章也好，读他们的专著也罢，你总有一个强烈的印象：那些材料滚滚而来，何年何月发生了何事，又是何人说了何话，他总是以一副波澜不惊的口吻，如数家珍般地一一道出。我们在重温这些材料时，具体地、富有真实感地触摸着已经流失了许久的历史。

　　在材料与理论两方面，他的本钱似乎是材料。而这些材料，这些不断出现的用引号加以凸现的单词、短句，都给了我们一个印象：他在说事实，而事实的力量是远超理论的力量的。这些绵密的材料，这些没完没了的引号，还在无形之中为学术界刻画了一个学者的形象：严谨、扎实、可靠、绵里藏针式的清醒和锐利。

　　在谈到理论与材料各自的能量时，洪子诚先生自己似乎也在说：他是一个难以离开材料说话的人，他注重的是他的经验。在说到过往岁月留给他的好处时，他说：“但有一点倒是十分清楚，这就是后来不必借助更多的理论，就能懂得‘历史’与‘叙事’的关系；不必费太多的气力，就能了解‘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讲话，写书，都没有大段豪华的、振聋发聩的理论镶嵌，基本上是那种“夹叙夹议”的文体。那些毫不滞后的理论，只是时不时地自然而富有智慧地闪现在材料中间。

　　话说到这里，我却要说一些不同的看法了：

　　洪子诚先生的本事，并不在对所谓材料的占有上。占有这些材料，并非难事。他的材料所在的时间领域，也就六十年，往上推，也不过又四十年而已。这些材料，对我们所有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的人而言，其实并不陌生——他在著述中向我们呈现的材料，有我们所不知的吗？大概不多。他只不过比我们记得更清楚、更准确而已。这些材料的获得，大概也远不及古文化研究者获得一件材料那么艰难。只要我们肯下功夫，肯用心，那些材料是很容易为我们所占有的。再说，以洪子诚先生的性格，他也不可能是一个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地去钻营搜寻材料的人。他的材料，就是我们的材料，大众的，没有任何隐秘性。

　　洪子诚先生的本事是在对这些材料的辨析与发现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上。他将这些材料重新返回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然后将它们重新组成链条，从而组成所谓的“历史”。他的本事在于对这些材料高度的学术敏感，在于他敏锐地感悟到了所有这些司空见惯的、貌不惊人的材料的背后所隐藏着的历史心机与时代记忆。

　　材料就是一切，因为一切都隐藏在材料的背后。看到材料算不得本事，本事在于看到材料的背后。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专注地听洪子诚先生那种没有频率变化、没有声调变化、声音细弱的讲话的原因。他平静的讲话总是牢牢地牵引着我们，因为：一，他让我们重新一起记忆这些材料，记忆历史；二，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看到了材料背后的深长意味。“窥探”背后，这是很符合我们人性的。

　　洪子诚先生也许没有系统地接受过某种理论或某些理论。我们在他的文字中，难以判断他究竟在多大范围内又是在多大程度上与理论有过“蜜月”，有过“缠绵”，有过“白头偕老”的“海誓山盟”。但当我们细心地阅读他所有的学术文本时，我们看到了这十年间、二十年间几乎所有的理论幽灵——“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一个幽灵，一个理论幽灵在洪子诚先生的文本中徘徊。这就是为什么他能驾轻就熟地回应占有大把理论资源的年轻批评家们的质疑的原因。他完全知道所有这些理论的路径。

　　再说他的本事——他的本事不在于从头到尾对某一理论的阅读与研究，而在于他对那些理论的敏感，越是当这些理论能与他的经验相遇时，他就越是对这些理论高度敏感。他是那种善于捕捉“关键词”、“核心词”并心领神会的人。

　　来自于西方的各路理论，本就是在演绎主义的思维方式之下，由一个又一个词而来。作为一个习惯于中国“归纳式”思维的人，他总能看到汪洋大海上的那只船，那几只船。这些船航行在他的文字海洋里，很提神，很风光，不多，时不时闪现一下，足矣。

　　都说我们要感谢洪子诚先生，但这一回，我们却要洪子诚先生感谢他人了——你要感谢陈晓明、张颐武、戴锦华他们这些学者。因为，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他们这些学者为你创造了一个丰富而深邃的理论语境，你的学问大概也难做到这个制高点上。你是那种善于四两拨千斤的人，但这“四两”的动力却并非是你自己为自己提供的，而是他人。

　　当然，我们还是要感谢洪子诚先生，因为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睿智地将理论化为己有——化到“了无痕迹”之境界的典范。

　　他对理论的警惕与控制，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将理论的光芒始终控制在到达常识为止，而决不让它穿透常识——一旦穿透，他就本能地放弃或拒绝。我们从未在他的著作中或讲话中看到他用理论去绑架文本甚至毁灭文本的暴力。

　　他对理论与评论二者之间的平衡几近完美。热奈特在他的《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一书中说过一段话，我很喜欢。这段话是这样的：“也许理论的枯燥与评论的细致在这里的真正关系是交替自娱和互相解闷。但愿读者也能在此找到某种周期性的消遣，就如失眠症患者辗转反侧一样。”然而，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许多文学批评文本，其中的理论与评论，既不能交替自娱，更不能互相解闷，如果一定要说解闷的话，可以打一个比方：理论是只猫，评论是只老鼠，猫要解闷了，就抓起老鼠戏弄几下，然后将其扔掉，又一意孤行。

　　在洪子诚先生那里，理论与评论是互相解闷的。他的著作，也是让我们解闷的。一个人能把学术性的书写到让人解闷的程度，大概也算是一番难得的境界了。

　　对事物复杂性的注视与解析

　　在洪子诚先生的著述中，我发现了一个高频词：复杂性。

　　这个词出现了太多的次数，几乎有举不尽的例子。这个词频频出现的背后，我看到了一个人的形象，同时也看到了学术思考的另一种理路。他对存在所具有的无限可能性和解释的无限可能性，是清楚的。他偏重描述，惯用中性词，小心使用大词和判断性的句子，不说满话。他说话的方式常常是反向的修辞方法。修辞的背后，藏匿着的一定是一个人的存在哲学、认识论。洪子诚先生将它归结为性格使然、自信心不足的缘故。但他同时谈到了人由于认知能力的不足、知性的缺陷而导致判断力的虚弱，因此，他选择了“慎言”。

　　他也许未曾想到，他的学问正是诞生在这一点认识上，诞生在那些复杂之处。在本学科内，他比我们更多地看到了缝隙、层面、转折、拐点，表象之下的杂多、矛盾、背景、后置和幽深处。他尽可能地对所有现象表示理解，不喜欢用泾渭分明的是非观加以性质上的判定，尽量保持叙述上的弹性。他的学术贡献，正在于他看到了简单之下的复杂，并在细致解析这些复杂之后，得出了更为辩证、更为妥当，也更为可靠的看法。

　　当然，有时候他由于对一种状况的严重不快，或是以为这本是一个昭然若揭的问题，也会锐利发问——虽是发问，态度却很分明、坚定，比如他在写给钱理群先生的那些纸片上的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