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由陈云直接领导的统购统销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两项事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的确立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由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转入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后，社会经济生活中明显呈现出社会购买力增长指数超过消费品增长指数的趋势。为在有限的国力下整合国家资源，保证“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并稳定市场，为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党中央委托陈云考虑缓解人民生活必需品特别是粮食供应不足的办法。抗美援朝时陈云根据国情和国力状况就曾考虑过：“无论战争或和平，都难避免统购统销。” （《陈云文集》第2卷，第184页。）陈云反复比较八种方案的利弊，决心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行，能促使经济体制中计划管理功能更加完备，但陈云始终认为，“统购统销只是国家在特定条件下所采取的一项政策措施，既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也不能归结为计划经济所必需”（转引自《钟契夫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6页。）。
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统一市场逐步形成，并推进和加速了社会主义改造进程。陈云担任中央对资改造十人小组组长，有步骤地领导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的完成，确立了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另外，“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对重点建设实行统一管理和统购统销，对工业、物资、交通等部门的国营企业和部分公私合营企业主要实行直接计划和实物调拨，并对财政、信贷和劳动工资等也实行统收统支、统存统放和统分统配。这些管理措施的实行，都加速了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中心的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的确立。在中国经济发展落后的情况下，工业化的起步需要由行政力量为主导的体制，进行强有力的社会动员，迅速整合有限的资金、物资和技术力量资源，用于有关国计民生的重点项目，较快地克服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调整生产力地区布局，从而比较迅速地形成新的生产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新中国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变，主要是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完成的。当时在观念上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乃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存在明显的误区和历史局限性。这就决定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产生之初弊端就随之而来。陈云也敏锐地发觉了新确立的经济体制包含的消极因素。国营工商业对工业品无区别地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国营批发商业之间自上而下的派货，以及限制私商采购和贩运等政策，使市场机制受到过分限制，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针对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他初步提出解决思路：在经济运行方面主张，采取适当方式引入市场机制；运用价格手段调节消费品市场供需，搞活市场；以后又主张下放一部分权力给地方，减少企业的指令性计划，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增加地方的机动财力等。在市场结构方面主张，在国家统一市场中保留部分自由市场，特别是在土产收购方面，反对盲目排挤私商，影响城乡交流。在所有制方面主张，城乡一部分个体生产（如城乡居民的家庭副业）和个体商业、服务业（如分散的代销店，“夫妻店”）等应长期保留。后来经济发展的曲折实践，证明了陈云主张的正确性。
（二十一）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过程中，陈云对适合国情和国力的经济体制模式进行探索，主张在保持国有经济统治地位和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引入某些市场经济因素，提出了完整的经济体制模式构想。
1956年，陈云将对经济体制问题的一些成熟想法概括为五项措施和一个模式，即：1、改变工商企业之间的购销关系，把商业部门对工厂所实行的加工订货办法，改为由工厂购进原料、销售商品的办法。2、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产品和商业的很大部分必须分散生产、分散经营。3、取消市场管理中那些原来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投机活动而规定的办法。4、按质论价，品质优良、成本较高产品的价格，要适当提高，以使国家价格政策有利于生产。5、对于日用百货、手工业品、小土产无论长期计划或者年度计划，都只是把个别品种列入国家计划，并不规定产品品种计划。采取这五项措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改造成为“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不会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而是适合于我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的市场”。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模式表现为：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3页。）这是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简称“主补”体制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构想。
“主补”体制模式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在许多方面给后人以深刻的启发。它不是“舶来品”，是随着新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为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而逐步形成和提出的，是与现实经济生活紧密结合的鲜活思想。国家宏观调控要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是“主补”体制模式探索的方向，为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索提供了方法论意义的启示，为以后党探索利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提供了初步的、也是基本的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从落实“主补”体制模式思想起步的。胡锦涛总书记评价说：“主补”体制模式“是结合我国实际、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一种新构想，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胡锦涛：《在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隆重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文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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