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之后四十多年，一次又一次财经决策的出台，一个又一个财经疑难问题的解决，一场又一场财经战役的胜利，一项又一项经济建设的成就，无不凝聚着陈云的心血、才能和智慧。他为新中国财经工作立下了赫赫战功，创下了彪炳业绩，留下了深远影响。他为什么能在领导全国财经工作中取得那样大的成功？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他的思想方法对头。
陈云对建国之初经济恢复的贡献
新中国的财经工作是从战争废墟上恢复经济开始的。陈云主持经济恢复工作表现十分出色。
他以上海为经济恢复的关键性地点，赴上海解决煤粮两荒问题。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是长江流域的“巨龙”之头，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国经济稳不住。陈云自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之日起眼睛就盯着上海，指导处理上海的经济问题，参与指挥了“银元之战”。1949年7月初，邓小平奉命西征，离上海到北平向中央反映了上海煤粮两荒等经济困难的情况。中央决定委托陈云去上海主持召开各解放区财经会议，找出支援战争和稳定上海、武汉经济阵地的办法。陈云筹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赴上海主持召开各解放区财经会议，研究解决上海煤粮两荒问题，部署以稳定金融物价为中心的财经工作。陈云主持召开的上海财经会议以及他在上海的调查研究，解决了上海最急迫的煤粮两荒问题，稳住了上海，对稳定全国发挥了重要影响。
他以制止物价猛涨为解决经济恢复的关键性问题，采取了标本兼治的办法。稳定物价是关系到稳定人心、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新政权的大问题。物价猛涨的主要原因是军费开支浩大，票子发行过多，同时与投机资本家的兴风作浪、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长期通货膨胀所形成的心理影响也有一定的关系。陈云是用什么办法稳定物价的呢？从大量的文献材料看，陈云采取了标本兼治之法。所谓治标就是抓住粮、棉、煤等物资适时抛售，并与紧缩银根、严格财政收支协同作战。这种办法最要紧的是掌握好抛售的时机和方式。所谓治本包括两方面：一是财政开源上发公债和增加税收。陈云说：“税收不仅是一个财政任务与经济任务，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一个县里最重要的是那么两个人，一个是县长，一个是税务局长。”二是发展生产。中财委自1949年11月5日起用了三个月时间召开各种专业会议，对被战争破坏了的农业、工业、铁路交通业制定了以恢复为主的方针和重点恢复的计划，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动员并调整了人力、物力，对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做了必要的准备，也为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困难做了必要的准备。此外，从体制上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克服了收支机关脱节，粮、税都在省、县之手，中央只出不进，靠发行钞票的被动局面。到1950年4月，全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市场物价趋向稳定。
他以统一财政和发挥地方作用为经济恢复的关键性政策，调动了两方面的积极性。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解决重大经济困难，越是困难的时候越需要集中统一。另一方面，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稳定物价，在体制上离不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1950年初，陈云为政务院起草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政务院第22次政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一决定。《决定》的实施推动了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1951年4月，陈云又主持起草了《政务院关于划分中央与地方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管理职权的决定》。这一决定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使中央与地方共同分担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责任，积极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经济恢复工作的进行。
他以收购土产和加工订货为经济恢复的两项关键性措施，搞活了工商业。陈云称这两项措施为解决工商业困难的两路“救兵”。对于加工订货这路“救兵”，1949年底，陈云解决上海工商界困难时已开始运用。1950年4月，他又用这路“救兵”解决武汉工商业者的困难。5月、6月调整工商业后，各大城市普遍采取加工订货的办法。关于收购农产品，陈云说：“中国农民经济的经营方法是小生产，所以农产品进城是一件大事。”他把城乡交流看成中国经济的钥匙，将农产品收上来，城市工业品销下去，作为1951年财经工作的第一件要事。结果以百分之九十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带动百分之十的工业经济转动起来。采取这两项措施后，有些城市的工商业家反映，当时市场的活跃和繁荣，为抗战以来10余年所未有。
他以恢复铁路交通、兴修水利、恢复纺织业为三大重点，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开国之初，经济恢复，千头万绪，不可能百废俱兴。陈云先从这三大基本的和重点工作入手，经济恢复时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这三个方面。他说：“修整水利，力争丰收，这是农业工作中的第一个问题”，“是百年大计”。他还说，“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是纱布。”他反复强调运输是一件大事，是全国经济的杠杆。这三个方面的恢复与发展，不仅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而且为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建设的顺利进行，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和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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