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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陈云同志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贡献
发布时间: 2009-12-15    作者:武 力    来源:国史网 2009-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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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今天,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已经走过了60年。在此期间,一方面是国民经济和社会获得了巨大发展,我国已经由建国初期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变成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小康社会。另一方面则是经济体制发生了两次剧烈的变革,经历了两大转型期:一是1949-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前,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转型并力图完善它的时期;二是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后到今天,我国又由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并不断完善它的时期。而贯串整个经济体制演变过程的主线之一,就是如何处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系。陈云同志作为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在这两次经济转型中对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理论探索和实事求是的政策推进。

  一、1949年以来所经历的两次经济转型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今的60年里,中国经济经历了两个转型期:一是1949-1978年年党的三中全会前,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传统的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转型并力图完善它的时期;二是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至今,由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并不断完善它的时期。

  (一)第一个经济转型时期(1949-1978)。

  1949至1978年,是我国由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向传统的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过渡并试图巩固计划经济的阶段。因此,这个阶段的五年计划基本上属于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计划。1949-1952期间,我国建立起强大的国营经济和政府管理经济的机构,并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草案。1953-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为计划经济建立了前提。此间,制订和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但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则是按照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为基础的,除了国家投资和国营企业的计划是指令性计划外,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基本上都是指导性计划。从1957年到1978年的22年:是我国试图健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阶段。

  由于计划经济的建立是依靠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来实现的,并不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自然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同样,计划经济的瓦解,或者说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也是以打破单一公有制局面开始的。计划经济与单一公有制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或者说计划经济只能建立在单一公有制的基础之上,是由二者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计划经济的实质是国家必须能够直接控制企业和个人的经营活动。这就要求生产资料实行国有或国家能够控制的集体所有制(单一公有制下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的集体所有,其所有权的不可分割和不可继承性,使得其成员不可自由退出、转让或单独行使权力,而在民主管理条件不具备的条件下,政府很容易实现对它的控制)。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基本上排斥市场机制,建立起自上而下的、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

  纵观20世纪的计划经济,可以看出,它实际上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最极端化的模式。与其说它是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制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不如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在经济上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采取的手段。各级政府部门的经济计划深入经济运行的程度,取决于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手段和力量。计划经济之所以兴起于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是这些国家的政府是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拥有强大的权威和力量;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革命,一般都是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压迫,经济落后和不独立,因此要求实行赶超战略,而计划经济所具有的强大社会动员能力、政府集中资源配置以及高积累机制,都使得无产阶级政党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后去选择它。

  由于中国的计划经济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因此计划经济体制所面临的任务就不是解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而主要是如何加快工业化,这实际上成为中国计划经济的主要目标,即解决工业化的资金问题、优先发展重工业问题、城市化问题。计划经济的上述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计划经济本身的作用不是体现在能否准确地计算社会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平衡和资源的最佳配置,而是表现为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加速工业化步伐,实现赶超战略。从这个角度观察问题,计划经济本身所表现出的低水平和粗放型、随意性很大的管理,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管理所具有的最大限度集中资源用于工业化的特性。这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形成并持续了20年之久的主要原因。也是我们今天对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褒贬不一的重要原因。

  实现经济上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生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被侵略者,也都是由民族、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因此当这些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不仅面临着本该由资本主义来完成的工业化任务,而且这个工业化任务,与依靠外部资源和市场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相比,非常艰巨,也非常紧迫,因为在世界两大阵营对立和战争威胁下,社会主义只有在经济发展上表现出超过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速度,才有可能存在和发展。这是战后社会主义国家赶超型发展观和战略形成的根本原因。

  在改革开放以前,对于中国来说,人口多、底子薄和朝鲜战争所造成的国家安全压力,都使得中国共产党迫切地需要加快工业化的速度,而靠市场的手段,在短期内显然不能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1978年以前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1960年,当我国与苏联关系紧张的时候,一个美国专家就分析说:“对红色中国来说,石油自给自足障碍极其严重。苏联决定从中国撤走专家后,大量的非熟练工人并不能代替专家,小茶壶式的炼油装置生产的产品质量极为低劣,且成本高。结论只能是这样:红色中国并没有足够的燃料进行一次哪怕是防御性的现代化战争,连几个星期也不行。”[1]

  简单地说,50年代形成的计划经济,在当时起码适应了中国在低收入条件下追求高速工业化和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需要,它具有以下两个市场经济体制在短期内无能为力的作用:(1)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保证了高积累和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基础实施(如水利工程)。(2)在经济落后和高积累的情况下,除了在个别非正常时期外,保证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社会安定。

  (二)第二个经济转型期(1979-2009)。

  从1978年12月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至今,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如果细分,这31年又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1)1978-1991年为第一个阶段,即试图改革和完善计划经济阶段。1978年以后,中国的五年计划从制定到实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与“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体制和发展道路转轨分不开的。简单地说: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始从过去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转变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经济为基础;从急于求成、追求高速度转变为经济增长指标宽松、留有余地;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倾斜战略转变为农轻重并举的均衡发展战略;从完全立足国内的自我积累、进口替代战略转变为积极利用外资和国外市场的“两个利用”战略;从过分注重区域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均衡发展转变为“两个大局”为标志的梯度发展。

  这个阶段,以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为压倒一切的目标,因此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允许开放搞活,首先动摇了单一公有制,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发展,农村则普遍包产到户,实行家庭经营,允许“三资”企业。这种基础的变化,必然使得经济运行中有一部分处于计划经济之外,这就需要市场调节。于是这个阶段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主要方法是引进市场调节。此时的计划经济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了。无论是从事后的发展结果看,还是从逻辑看,都带有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性质。但是从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程度和范围看(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毕竟还属于计划经济,尽管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但是随后出现的经济混乱又导致政府加强了计划管理。

  另外,这个阶段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不可预知因素大大增加,主要是在原有计划控制范围外,又形成了一个“体制外”经济,如农业的家庭经营、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和个体经济。并且其比重和活力越来越大。同时对外开放,受国际经济影响也越来越大,对国际经济无法计划和准确预测。

  (2)1992-2009年为第二个阶段,即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阶段。这个时期我国价格基本放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格局已经形成、对外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市场机制成为调控企业的基本手段,买方市场已经出现,可以说市场经济框架基本形成。

  从1996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的经济形势和环境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第一是“短缺”时代的结束,中国的经济运行已经由长期以来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第二,深化改革导致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过去那种改革目标和动力一致转变为权力和资本成为强势,而农民和雇佣劳动者成为弱势的格局;第三,中国的经济规模对于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第四,随着我国越来越多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中,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境外经济的涨落甚至风吹草动都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同时我国的经济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及我国的对策即是一例。

  因此,在这个阶段,与完善市场体制和转变政府职能并行不悖的,是我国再次强调了政府之手的作用,加强了宏观经济调控。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1999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及其配套政策和措施;2004年的加强宏观调控抑制经济过热;2005年以取消农业税为标志的工业反哺农业和统筹城乡发展;2008年的维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等;都反映出在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经济的同时,政府之手的调节作用不仅到处可见,而且越来越重要,甚至发挥着主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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