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产阶级发展的这个核心地区，国际运动现在是各个民族性政党的运动，而不同于1848年以前。这提出了如下问题：如何协调这些运动的行动？如何处理各个运动的特殊民族主张和假设之间的冲突？其中一些冲突在战略上可以通过适当的政治原则而延迟到无限期的未来，尽管俄国和奥地利—匈牙利的社会主义者比恩格斯更明确意识到其他的冲突不可以延迟。在恩格斯逝世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考茨基坦率地承认，不再坚持马克思关于波兰人、东方问题和捷克人的“旧立场”。此外，各国运动力量的不均衡和战略重要性提出了一些很小但却令人烦扰的困难。于是，法国人传统上负有“解放世界的使命，以及与此相联的领导运动的长子权利”[40]。但是，法国不再能够承担这一角色，而且分裂、混乱和被小资产阶级激进共和主义或其他分散因素严重渗透的法国运动令人失望。恩格斯有时甚至认为，奥地利的运动可能取代法国的运动成为“先锋”。
另一方面，德国运动的大规模发展，更不说它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切联系，现在显然使德国的运动成为国际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力量。尽管恩格斯不相信其他的运动除了大概在马上行动时会服从一个领导的政党，但很清楚的是，只有德国运动的进步才能最好地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服务。这一观点不仅仅限于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间，仍然出现在第三国际的早期历史阶段上。另一方面，其他国家不存在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观点：在欧洲大战中，德国反对法国—俄国联盟的胜利将是值得追求的，尽管列宁肯定会接受从失败中诞生革命的前景，而这种前景则是恩格斯要求法国人和俄国人应该接受的。推测倘若1914年恩格斯仍然在世时会怎么想是徒劳之举，而且假定他应该会坚持他在19世纪90年代所坚持的相同观点也毫无道理。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也很可能决定支持本国的政府，即便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已经不能求助恩格斯的权威。然而，在国际关系问题尤其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恩格斯留给第二国际的是一份模棱两可的遗产。
六
我们如何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思想上留给继承者的遗产呢？第一，它强调政治应当服从历史的发展。社会主义的胜利之所以是历史的必然，是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关于资本主义积累趋势的著名段落中所总结的过程，那段话最后以关于“剥夺剥夺者”的预言结束。社会主义者的政治努力没有创造出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反而是建立在这种反抗之上。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者的政治努力的前景取决于资本主义发展在世界范围和具体国家所达到的阶段，因而，从这一观点出发对形势的分析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战略的基础。政治嵌入在历史之中，而且马克思的分析一方面表明了倘若政治不嵌入历史，政治将无力实现它的目，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工人运动何以是不可战胜的。
第二，必然胜利的工人阶级必须而且将会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例如组织成为“政党”），将会以夺取政治权力为目标，随后将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过渡性的国家机构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政治行动是无产阶级历史角色的实质。无产阶级活动于政治之中，在历史设定的范围内选择、决定和自觉地行动。大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以及第二国际时期，把马克思主义者与其他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与“纯粹”的工会或合作社运动区分开来的主要标准是对政治在革命之前、之中和之后的关键角色的信念。由于马克思同蒲鲁东派和巴枯宁派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争论，这一标准可能遭到了过分重视，但它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在革命后的时期，这种态度的各种影响仍然是学术性的，而且它们必然使无产阶级政党从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类政治活动。
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样一种政治实质上是在统治阶级或各个阶级国家内的阶级斗争。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赞同唯物主义并反对唯心主义一样，他们也一贯批判这样一种观点：国家凌驾在各阶级之上，代表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或者在各个阶级之间保持中立性。国家是阶级社会的一种历史现象，但是，当它作为国家存在时，它代表的是阶级的统治，尽管不是以煽动性的、简单化的“统治阶级执行委员会”的形式。这既给无产阶级政党参与资产阶级国家政治生活施加了各种限制，也给资产阶级国家可能对无产阶级政党做出的让步施加了限制。于是，无产阶级的运动既活动在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之内，也活动在它的范围之外。既然权力被定义为国家的主要内容，人们就会轻易地认为（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如此）权力在政治中和在对国家的讨论中始终是唯一重要的问题。
第四，无论过渡性的无产阶级国家维持什么功能，它必须消除人民与作为一组具体统治者的政府之间的分离。有人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应当是“民主”国家，即使“民主”一词在日常的用法上不等同于马克思所拒斥的、一种由定期选举的议会代表大会所产生的、特定类型的政府机构。此外，在不等同于具体政府机构和令人想起卢梭的某些思想的意义上，无产阶级的国家是“民主政体”。这是马克思留给继承人的最令人费解的遗产，因为一切沿着马克思的路线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尝试迄今为止都发现自身加强了独立的国家机器，但马克思主义者却不愿意放弃这样一个抱负：马克思非常坚定地认为，这个抱负是新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方面。
第五，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故意在他们的政治思想中给继承者留下许多空白或充满模糊的空间。只有革命前的政治结构和立宪结构的现实形式促进或阻止运动的发展，它们才会与马克思恩格斯相关。因此，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随意地评论各种具体事例和状况，但是他们几乎没有系统地关注过革命前的政治结构和立宪结构的现实形式。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推测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制度安排的细节，甚至拒绝推测革命后过渡时期的细节，所以他们给继承者留下的只是少数用来面对未来社会的一般原则。因此，在诸如经济社会化的性质或者经济计划的制度安排这样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供任何具有实践用途的具体指导。此外，还有一些他们没有提供一般的、模糊的乃至过时的指导的主题，因为他们从未觉得有必要思考这些主题。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与其说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能不能从创始人的遗产中详细地推导出什么，或者他们将不得不自己思考出什么，倒不如说是创始人遗产的极端原创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地、强烈地和在辩论中拒绝的是当时革命左派——包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的传统路径，一种仍然没有失去诱惑力的路径。他们拒绝那些以好社会代替坏社会、以理性代替非理性和认为非黑即白的人的简单二分法。他们拒绝各类左派的先天的纲领性模式，并指出尽管每一类左派都拥有这种模式，有时甚至包括最详尽的乌托邦蓝图，但是这些模式很少相互一致。他们还拒绝那种设计固定不变的运作模式的倾向，例如描述革命变革的确切形式，宣称其他的一切形式都不合法，拒绝或者只依靠政治行动，等等。他们拒绝非历史的意志主义。
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运动的行动坚定地放到历史发展的环境下。要看清未来的形势和行动的目标，只有揭示导致它们的社会发展过程，而这种揭示本身只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才有可能。倘若这使对未来的想象仅限于少数粗略的结构性原则，排除了思辨性的预测，那就使得社会主义的希望获得了历史必然性的确定性。在具体的政治行动上，只有在分析历史发展和具体状况之后，才能判定什么是必然的和可能的。因此，政治上的决定嵌入在历史变革的框架内，而历史变革的框架则不依赖政治上的决定。这不可避免地使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变得既模糊又复杂。
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之所以模糊不清，是因为马克思进行分析的一般原则过于宽泛，无法在需要时提供具体的政策指南，特别是在革命问题和随后的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为了弄清“无产阶级专政”究竟是什么样子，几代评论家详细考察了经典文本，但最终归于失败，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首先关心的是确立这个过渡时期的历史必然性。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之所以复杂，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政治行动和政治组织的各种形式——不同于它们的内容——的态度，对待它们在其中运作的正式制度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具体的现实状况决定的；在具体的现实状况中，他们发现政治行动和政治组织的形式不可能归结为一系列永久的法则。在一定的时代和在任何具体的国家或地区，马克思的政治分析可以概括为一系列政策建议，但是，这些政策建议从根本上说不适用于那些与它们制定时不同的状况。可是，马克思之后的状况必然不同于马克思在世时的状况，而且就它们包含一些相似性而言，只有对马克思所面临的状况和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寻求马克思指导的状况进行历史的分析，才能发现那些相似性。这一切使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不可能从经典著作中获得战略和策略指导手册之类的东西，甚至使得把经典著作当作先例来使用都是危险的，尽管它们曾经被这样使用过。从马克思那里能够学到的是他从事分析和完成行动任务的方法，而不是从经典文本中得出的现成教导。
这无疑是马克思希望他的追随者学到的东西。然而，把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成群众运动、政党和组织化的政治群体的灵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莱德雷曾说过的“粗暴对待思想的众所周知的、前缩的、简单化的程式化，倘若每一个伟大的思想要把群众动员起来，它就会而且必定会遭遇到这种程式化”[41]。行动的指南总想使自己变成教条。这在马克思的任何一部分理论中都没有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考领域中那样对理论和实践产生如此大的破坏。但是，它代表着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背离，自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本获得经典或权威地位以来，更是如此。它不代表马克思的所思所写，有时也不代表他们的所作所为。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版第2卷第32页。
[2]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96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727、170页。
[4] L. Colletti, From Rousseau to Lenin, New York 1972, pp.187-188.
[5][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版第3 卷第55、12—1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158页。
[8][10][27][38][39][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5卷第154、154、260、353、272、261页。
[11][13][16][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7卷第694、449、363和593、36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0卷第481、488页。
[14][28][29][33][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6卷第566、515、131、514、382页。
[15][36][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2卷第658—659、646、656页。
[17][18][19][21][22][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596、603、606、274、273—274、35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5卷第716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217—218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201页和第31卷第538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1卷第209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175—176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326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7卷第162页。
[41] 转引自E. Weissel, Die Ohnmacht des Sieges,Vienna, 1976, S.117。
（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1期,译自“Marx，Engels and Politics”，经授权发表，章节为编者所加。作者Eric Hobsbawm系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译者系中央编译局信息部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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