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最初之所以是革命战略的不可或缺的、必要的组成部分，主要是因为两个的原因。第一，征服俄国——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保守现状的维护者和恢复者——是必要的。俄国自身在这一阶段除了在波兰的西部侧翼外不存在内部颠覆之虞，因此，波兰的革命运动长期以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战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只有革命变成欧洲反对俄国的民族解放战争，而这样一场战争瓦解了东欧的各个帝国，反过来扩大了革命的范围，革命才不会失败。1851年，恩格斯写道，1848年把革命扩到了华沙、德布伦岑和布加勒斯特，下一场革命必须扩大到圣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这种战争必须不可避免地把俄国的一贯支持者英国卷入进来，必须反对俄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这将会带来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好处：削弱现状的另一个巨大支柱，即主宰世界市场的、稳定的、资本主义的英国，或许甚至能使宪章派执政。俄国的失败是进步的关键的国际条件。英国不愿意冒险通过一场大战来打破欧洲的势力均衡，马克思对英国的失望或许使他有些偏执地反对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因为在欧洲革命没有发生的情况下，或许即使在欧洲革命发生的情况下，没有英国的参与，欧洲不可能发生反对俄国的大战。反之，当俄国革命成为可能的时候，这样一种战争不再是发达国家革命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然而，俄国革命没有发生，这使晚年的恩格斯再一次把俄国看作是最后的反动堡垒。
第二，这种战争是欧洲各国革命联合起来和激进化——18世纪90 年代法国的革命战争为这一进程提供了先例——的唯一途径。革命的法国会回到雅各宾主义传统，成为这种反对沙皇俄国的战争联盟的显而易见的领导者，这不仅是因为法国发动了欧洲革命，而且是因为它会拥有最强大的革命军队。这一希望也在1848年消失。尽管法国继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低估第二帝国的稳定性和成就，尽管他们希望马上推翻第二帝国，但是从19世纪60年代起，法国不再能够在欧洲革命中扮演以前所赋予它的核心角色了。
然而，如果在1848年革命时期战争被视为欧洲革命的逻辑结果和延伸以及成功条件，那么在接下来的25年里，它必须被视为最重要的希望：动摇欧洲各国的现状，由此造成各国内部的紧张。1857年，对于经济危机会实现上述状况的希望破灭了。自此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再也没有认真地对任何一场经济危机抱有类似的短期希望，即使在1891年恩格斯也是如此。他们的思考是正确的：这一时期的战争已经产生了意料之中的结果，尽管不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希望的方式产生的，因为这些战争没有在除了法国之外的任何欧洲大国中带来革命。因此，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现在越来越被迫陷入新的境地：在现存大国——它们都是资产阶级或反动的国家——的国际政策之间进行决断。
当然，只要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不能影响拿破仑三世、俾斯麦或其他政治家的政策，只要不需要考虑社会主义运动或工人运动对待政府的态度，这基本上是一个学术问题。此外，有时具有“历史进步性”的政策是相当清楚的：应该反对俄国，应该在美国内战中支持北方和反对南方，但是，欧洲的各种复杂性为没有结果的思辨和辩论提供了无尽的空间。绝非显而易见的是，在对待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态度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比拉萨尔更正确，尽管在实践上双方的态度当时都没有多少重要性。当有些社会主义大众政党觉得不得不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冲突中支持某一方的时候，这种争论的政治含义就变得更为重要。恩格斯晚年（乃至马克思晚年）之所以不再认为国际大战可能是革命的工具，原因之一无疑是他发现，国际大战会“使所有国家的沙文主义加剧起来”[35]，进而会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现在日益壮大的运动。
如果1848年后没有良好的革命前景，那么这主要是因为英国是资本主义稳定性的主要堡垒，就像俄国是反动的堡垒一样。“俄国和英国是现代欧洲体系的两大支柱。”[36]长期看来，一旦英国的世界垄断地位走向结束，英国只会动摇起来。当俄国革命削弱了现代欧洲体系的一大支柱的时候，英国世界垄断地位的结束削弱了另一大支柱，尽管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对英国的运动仍然抱有相当低的期望。短期来看，马克思希望通过爱尔兰“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他认为这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重要的任务，而且完全不是一项不切实际的任务，因为它是“这种（工人阶级）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37]。爱尔兰使英国工人沿着民族的路线发生了分裂，使他们在剥削另一个民族时具有明确的共同利益，为英国土地贵族提供了经济基础，而英国社会革命发展的第一步必须是推翻土地贵族。马克思发现，在一个发达帝国的革命进程中，农业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可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发现预示了列宁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同样并非偶然的是，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一发现与另一个新发现——即农业俄国的革命潜力——有关。
在马克思——或者更确切地说——恩格斯的国际战略的最后阶段，全球资本主义的长期萧条、英国世界垄断地位的衰落、德国和美国持续的工业发展与俄国革命的可能性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形势。此外，自1815年以来，世界大战第一次明显地正在来临，恩格斯以其惊人的预测敏锐性和军事专业知识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评论。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各个大国的国际政策在他们的思考中发挥了较小的作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更为负面的作用。恩格斯首先从对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命运的影响思考了世界大战，认为它是社会主义政党发展的阻碍，而不可能起到帮助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恩格斯对国际政治的兴趣越来越集中在工人运动的内部——在恩格斯的最后岁月中，工人运动再一次组织成立了“国际”。因为每一场运动的行动都会加强、推动或阻止其他的运动。此外，人们自然会认为，社会主义的命运将由欧洲决定（在美国缺乏强大运动的情况下），取决于欧洲大陆主要大国——现在还包括俄国——的运动（在英国缺乏强大运动的情况下）。无论多么欢迎它们，恩格斯没有过多地思考斯堪的纳维亚或低地国家的运动，实际上更没有思考巴尔干地区的运动，并且倾向于把任何殖民地国家的运动看作是大都市发展的无关紧要的附带现象或结果。恩格斯重申了如下坚定的原则：“胜利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或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38]除此之外，他几乎没有认真思考殖民地解放问题。事实上，令人惊讶的是，恩格斯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是如此之少。几乎就在恩格斯逝世之后，这些问题就以关于帝国主义的大争论的形式摆在在国际左派面前。1882年，恩格斯对伯恩施坦说：“我们应当为争取西欧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共同奋斗，应当使其他的一切都服从这个目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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