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视角既建立在一个被证明是正确的假设上，也建立在一个被证明是错误的假设上。前者是旧政权的危机将会带来普遍的社会革命，后者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足够的程度，使这样一种革命可能带来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无论如何定义，现实的工人阶级此时除了在英国之外显然是人口中的少数，而与恩格斯的预测相反，英国没有发生任何革命。此外，工人阶级既不成熟，也很少组织起来。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德国资产阶级可能证明它不愿意发动自己的革命，因而处于萌芽阶段的、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的无产阶级将会接过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17]要么（就像法国那样）由雅各宾派开创的资产阶级革命激进化将会继续下去。
第一种可能性显然已被证明是极不现实的。第二种可能性即使在1848—1849年的失败后似乎仍然是可能的。只是作为从左派到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阶级联盟的从属但却重要的成员，无产阶级参加了革命。在这场革命中，随时都会出现激进化的可能性，例如当温和派断定革命已经走得足够远的时候，激进派想要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或想象的利益。在法国大革命中，激进化只会巩固资产阶级温和派的胜利。在资本主义时代，例如在1848—1849年的法国，在如今联合起来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统治阶级与围绕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其他各阶级阵线之间，阶级对抗的潜在尖锐化第一次使如下一点成为可能：资产阶级的失败会使“因失败而变得聪明的无产阶级成为决定性因素”。由于路易·波拿巴的成功，这种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回顾失去了许多意义。当然，许多——结果是太多——的东西取决于革命的政治行动的具体动力，因为欧洲大陆的工人阶级落后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极其不充分的发展。
正因如此，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把下一场革命激进化。在那场革命中，一旦自由派资产阶转变为“秩序党”，更激进的“民主党”很可能成为胜利者。这就是1850年成为共产主义同盟首要口号的“不断革命”，这一口号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布朗基主义者之间短暂联合的基础。在民主派中，“共和派的小资产阶级”是最激进的，也最依赖无产阶级的支持。它既必定会首先向无产阶级施加压力，又必定是无产阶级与之斗争的阶层。然而，无产阶级仍然是极少数，因而需要盟友，即使在它试图取代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成为革命联盟的领导者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在1848—1849年，像大多数左派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低估了农村的革命或激进潜力，对农村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只是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在恩格斯的推动下，马克思才开始设想，至少在德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由此所设想的革命发展是复杂的而且或许是漫长的过程。马克思也不可能预测革命的哪一个阶段会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基本的模式显然是大体上从最初的自由阶段经过激进—民主阶段而快速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阶段。
直到1857年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没有带来任何国家的革命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依然希望——事实上期望——新的和修正版的1848年革命。在此后的大约20年里，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即将到来和成功并不抱有希望，尽管恩格斯比马克思更长期地坚持其青年的乐观态度。当然，他们对巴黎公社没有太高的期望，而且此后都一直谨慎地避免对此提出乐观的看法。另一方面，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工业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发展，现在使世界各国产生了大规模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寄予厚望的这些工人运动在力量、阶级意识和组织上都日益发展。我们不应当认为，这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产生了根本的影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权力转移意义上的现实革命，可能发生在工人阶级发展的漫长过程的各个阶段上，接下来会开始漫长的后革命过渡时期。现实的权力转移延迟到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个晚期阶段，这无疑会影响到随后的过渡时期的性质，但是，尽管这可能让渴望行动的革命者失望，却也几乎不会改变所预测的过程的本质特征。即便如此，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战略而言，这一时期的实质是，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愿意计划某种最终的结果，但是他们不认为权力会马上或可能成功地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
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中，社会主义群众性政党的发展，尤其是在1890年之后的发展，第一次使在已经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府的领导下直接过渡社会主义成为可能。这一进展发生在马克思逝世后，因而我们不知道他会如何面对这一状况，尽管有些迹象表明他可能比恩格斯采取的方式更灵活和更不那么“正统”。然而，这是一个思辨的问题，因为在马克思本人等到德国无产阶级的不断繁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大众政党成为一个巨大的诱惑之前，马克思已经逝世。有某种证据表明，正是倍倍尔说服恩格斯相信，绕开“中间的激进—资产阶级阶段”的直接的权力过渡现在已经成为可能，而以前这个阶段在那些没有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被视为必然的阶段。无论如何，工人阶级从此以后似乎不再是少数，幸运的话会成为广泛革命联盟的领导者，组织成为大众“政党”，并围绕这一政党聚集来自其他阶层的盟友。这里提出了新的状况与英国的状况之间的差异。在英国，无产阶级在一个明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成为大多数，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性和普遍性”，但由于那些马克思没有特地研究的原因，它没有发展出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政治上的阶级运动。恩格斯晚年的著作致力于这种通过社会主义大众政党可以实现“大多数人的革命”的观点，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著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一时期具体情况的反应。
四
恩格斯现在遇到的新历史状况具有三个特点。新类型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大众政党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先例，日益普遍的、唯一的、全国性的、没有左派竞争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是如此，就像在德国那样。合法性、立宪政治以及投票权的扩大是这样一些政党得以发展并在1890年后变得日益普遍的条件。相反，传统所构想的革命的前景现在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第二国际时代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辩论和争论反映出这些变化所带来的问题。恩格斯仅仅是部分地介入了这些争论的早期阶段，因而这些争论当然是在恩格斯逝世后才变得尖锐起来。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恩格斯从未充分地阐明新状况的可能影响。然而，他的观点显然与新状况的可能的影响有关，帮助塑造了这些可能的影响，因而应该成为重大文本争论的主题，因为不可能把这些可能的影响等同于任何一种正在扩散的趋势。
特定的争议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恩格斯坚持普选权所包含的各种新的可能性，并且放弃了旧式暴动的观点——恩格斯在最后一篇著述即《〈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清楚地阐述了这两点。正是这两点的结合产生了一个富有争论的论述：德国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18]。然而，尽管恩格斯的著述中存在某种模糊性，但是我们肯定不能认为他赞同或者暗示了后来德国和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人对合法活动和选举的幻想。
恩格斯放弃了对旧式暴动的希望，不仅因为技术上的原因，而且是因为更清楚出现的阶级对抗既使群众性政党成为可能，也使所有阶层都同情的旧式暴动变得更加困难。现在，反对党派将能够获得大多数中等阶层的支持：“‘人民’将总是分裂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在1848年那样非常有效的强大杠杆了。”[19]然而，他拒绝放弃武装斗争的思想，并且以其通常的和过度的乐观态度预言德国将会在1898—1904年发生革命。事实上，1895年恩格斯的直接观点只是努力表明：在当时的状况下，像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的政党必须利用它们的合法机会，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因此，暴动和武装对抗可能不是由暴动者发动，而是来自反对社会党人的右翼。这延续了马克思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提出的一种观点，即，他根据一些社会党人的全国性政府当选不存在任何宪政阻碍的国家所提出的观点。马克思认为，革命斗争在当时（就像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内战中那样）将会采取的形式是“合法的政府”与反革命的叛乱之间的斗争。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恩格斯不赞同马克思当时提出的如下观点：“从来就没有一个伟大的运动不是经过流血而诞生的。”[20]恩格斯显然认为，自己不是放弃革命，而只是为了适应变化的状况而调整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恩格斯的分析之所以遭到怀疑，恰恰因为如下发现：社会民主主义群众性政党的发展壮大可能会造成运动对现存体制的某种形式的融入，而不是带来某种形式的对抗。如果恩格斯要受到批评的话，那么是因为他低估了这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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