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人口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生育政策应从以数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从控制人口转向服务群众，积极应对低生育率和高迁移率对社会的影响。
在人口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生育政策应从以数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从控制人口转向服务群众，积极应对低生育率和高迁移率对社会的影响。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研究成果不断发表。总的来说，所反映的我国人口态势并没有多少令人意外之处。我国生育率继续走低。尽管存在数据不实的质疑声，但即便把所有可能的“统计水分”考虑进去，仍不能否认我国的生育率已远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老化程度不断加剧。在全国人口增长率和增长量不断下降的同时，老年人口的增长率和增长量却不断上升。尽管农村生育率比城市高，但大量农村年轻人流向城市使得农村老年人比例反而高于城市。我国城市人口比例在不断上升，201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近50%，而最近几年已超过一半。尽管还有许多关于“伪城市化”、“不完全城市化”的质疑，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中已成为不争的现实。由于人口流动量越来越大，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人口频繁流动的国家。所有这些人口现象在多年来的人口研究中都已有预示，不过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再一次得到确认。
人口迁移与流动决定我国人口态势
值得关注的是，在各地的普查公报中，我们看到，一些省份和地区2010年常住人口竟然比十年前减少了，即出现了所谓的“人口负增长”现象。例如，湖北省减少了227万，重庆市减少了167万，四川省减少了193万，贵州省减少了50万。
为什么中西部省份会出现“人口负增长”现象？为什么1993年以来户籍人口一直处于负增长的上海市却出现老年人口比例不升反降的现象，而地处西南的重庆老年人口比例却跃居全国第一？为什么广东人口在十年中猛增到过亿，成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为什么广西的常住人口为4600万而总人口却有5160万？为什么全国人口的两次普查间年均增长率仅为0.6%而上海的年均增长率却高达3.24%？
进一步分析六普数据可以发现，人口迁移和流动是这些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四川、贵州、湖北等地人口负增长现象是由于大量人口外流所致。同时，大量人口外流也加剧了中西部地区的人口老化程度。
而大量外地年轻人口流入不仅“稀释”了上海人口老化程度，而且推高了人口增长率。上海人口数量十年间增长了628万，其中551万是外来人口。一直被认为人口形势严峻的广东省，2010年常住人口为1亿430万，比2000年增长了1788万，十年间人口增长了20.69%，但其中外来人口为3128万，占总人口的30%，比2000年增长了1023万。换言之，广东人口增长的一半以上是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而不是由于当地生育的增多所致。
在江苏省经济较发达的苏南和较后进的苏北，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走向呈现出几乎截然相反的趋势。苏南的许多地区多年来户籍人口已经或接近负增长，但其常住人口普遍处于正增长；而苏北的广大地区，尽管生育率相对苏南高，人口的自然增长也远未达到零增长或负增长，但当地人口实际上却在不断减少，处于负增长的状况。
从全国来讲，我们既看到四川、贵州、湖北等地由于人口大量外流而造成的“外流型”人口负增长，也看到广东、上海、苏南等地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而造成的实际人口的猛烈正增长，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都反映了迁移变动超越自然变动而主导人口态势的状况。六普资料显示，仅就“外流型”人口负增长而言，这一现象已广泛地出现在我国西部、中部等诸多区域。
所有这些都在提示我们，人口迁移和流动对人口态势的影响越来越强。人口的变动由自然变动和迁移变动两部分组成，中西部地区的人口负增长现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迁移变动对人口态势的影响超越自然变动的情况。在由出生、死亡、迁移组成的人口舞台上，过去扮演主导角色的死亡和生育已经或正在退居次要地位，而人口迁移和流动正在决定人口态势的全局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一切表明，我国正进入由人口迁移和流动主导人口态势的时期。
以生育为中心的人口思路面临挑战
这一人口新时期的出现，对于传统的人口思路和人口观念提出巨大挑战。长期以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人口思维习惯，即人口形势主要取决于生育形势，认为只要了解了一个地方的生育形势也就把握了一个地方的人口形势。按照这一思路，多年来我们的人口工作的核心就是生育控制，人口政策的核心就是生育政策。对于流动人口，关注的还是流动人口可能发生的“计划外生育”，人口学家也是为生育水平的高低和出生数量的多少争论不休，计划生育工作的考核也是万变不离其宗地围绕着计划生育率。
当前的人口形势表明，这种以生育为中心的人口思路已经远远滞后于变化了的人口现实。一个地方的生育状况对于当地人口形势的影响已越来越小，而人口迁移已经超越死亡、超越生育，成为主导人口趋势的决定性因素，并且影响着其他人口问题的发展变化。可以说，如果不能对人口流动和迁移建立正确的认识，我们几乎不可能对其他有关的人口现象，包括人口增长、生育水平、生育行为、劳动力变化、人口老龄化、性别歧视等问题作出中肯的分析。
比如人口老化问题，人们倾向重视城市老龄化问题，认为农村的生育率比较高而忽略农村养老问题。但城乡人口流动使得依靠“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机制已无以为继，农村养老问题陷入了既不能靠养儿防老，又不能靠社会保障的两难境地。农村老人问题实际上比城市更严重，更应受到关注。
关于生育水平的问题是另一个典型的事例。十几年来，人们对于生育水平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过。对生育水平的“不确定”往往成为生育政策迟迟不予调整的重要原因，认为一旦生育政策出现松动，就会带来生育水平反弹、人口失控的局面。应看到人口迁移和流动是如何在影响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人生追求和生活观念，以及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是如何受到社会经济状况影响的现实。因此，随着人口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生育政策应从以数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从控制人口转向服务群众，积极应对低生育率和高迁移率对社会的影响。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