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意识开始觉醒与环保行政的加速发展（1970年至1973年7月）　

　　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6月26日，周恩来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的负责同志时即指出:“卫生系统要关心人民健康，特别是对水、空气，这两种容易污染。”针对美日等国发生的工业污染问题，他又指出:“毛主席讲预防为主，要包括空气和水。要综合利用，把废气、废水都回收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不搞，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搞”，而且“必须解决”。［17］此后，周恩来又多次强调要注意环境保护问题。据不完全统计，1970～1974年间，周恩来对环境保护共作过31次讲话，其中仅在1971年2月间就曾七次提到环境保护工作。［18］正是由于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人们开始更加关注经济建设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同时，1971年后，周恩来主持国民经济的整顿工作，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趋于稳定，也为人们能更多关注环境问题和推行环保举措提供了重要的社会环境。

　　20世纪60年代，西方工业化国家环境公害事件频繁发生，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为此，联合国决定于197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联合国第一次环境会议，并向中国发出与会邀请。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中国派出了由国家计委、燃化部、卫生部和外交部共同组成的代表团参会。通过此次会议，至少参会人员开始意识到中国也存在环境问题，并得出了“中国城市的环境问题不比西方国家轻，而在自然生态方面存在的问题远在西方国家之上”的结论，［19］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转变。此次会议对推动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和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的召开，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在此过程中，中国环境保护意识也开始觉醒。

　　这一时期，随着周恩来的重视和环保意识的逐渐觉醒，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均开展了更为积极的环保工作，环保重点仍然是“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主要表现如下:　

　　1.出现了成立环保机构的高潮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1971年，国家计委成立“三废”利用领导小组。这是中央政府成立的第一个环保机构。1973年1月，又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筹备办公室。在中央政府的带动下，北京、甘肃、湖北、广东、贵州、河北、河南、辽宁、云南、浙江、湖南、山东等省市新建或重构了“三废”治理利用办公室等环保机构。若再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设立环保机构的天津、上海、黑龙江和新疆四省市区，到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召开前夕，已有16个省区市设立了环保机构。此外，长春、成都、大连、贵阳、南京、武汉、郑州、重庆、襄樊、宜昌等中心城市，也新建或恢复了环保机构。与此同时，1972年6月，成立了第一个跨省市的环保机构——官厅水库水资源保护领导小组。随后，又相继成立了关于保护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松花江流域、珠江流域、太湖水系等水域的环保领导小组。到1973年7月，在全国范围内已初步形成了涵盖中央、省、地市三级行政单位的环保组织网络。环保机构的成立为现代环保事业的顺利起步准备了重要组织条件，同时，也奠定了区域治理与流域治理相结合的环保基本格局。当然，由于环保机构基本隶属于同级政府，它们之间还缺乏上下级隶属关系，这是中国环保行政制度化之前所具有的重要组织特征。

　　2.召开会议研究污染治理问题

　　针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中央及部分地方政府曾召开若干会议，专门研究污染治理问题。1972年卫生部在上海召开了工业“三废”污染问题会议;同年4月，国家建委召开了“烟囱除尘现场会议”。在中央的带动下，各省市政府在传达会议精神的同时，也专门召开了此类会议。环保会议的召开，对人们加深对环境污染严重性和环保重要性的认识以及推行环保举措，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3.从中央到地方开展了更为广泛的污染调查

　　环境保护受到更多关注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从中央到地方开展了更为广泛的环境污染调查。尤其是在中央政府层面，从1972年起，国家卫生部曾组织相关省市对长江水系、渤海、黄海和东海海域进行了水质污染调查。这是中央政府组织实施环境状况调查的开端。在中央的重视下，北京、广西、贵州、山东、浙江、重庆、武汉、保定、长春、兰州、郑州、株洲、佛山等省市也纷纷开展环境污染调查，为人们认识到开展环境保护的紧迫性提供了重要事实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