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九七九年的城镇就业危机与计划经济的衰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计划经济下累聚的城镇失业问题逐渐显性化，特别是1978年底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为返城集体请愿、绝食、卧轨事件和1979年2月上海回城知青卧轨拦截火车事件震动中央。到了1979年，由于知青要求返城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就业危机，要求政府安排工作的各类人员有2000多万。1979年4月，李先念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大批人口要就业，这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一触即发，严重影响安定团结。”如何处理这200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事实上已经从深层次上推动着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迁。

从党和政府的思路来看，最初试图在旧体制的框架内解决大规模的城镇就业问题，主要的举措，一是清退农民工，坚持制止在农村地区招工，一是通过子女顶替、国营单位“分工包干”以及从国营企业中拨出一些资源来办集体经济等途径在国营单位中扩大就业空间。1979年至1981年，城镇新安置就业人员总数为2622.6万人，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1660.2万人，占到了63.3%。在国营经济单位加快新老替代和扩大就业空间，虽然暂时增加了就业，却导致了国营单位效率的下降，1981年国营单位的劳动效率比1980年下降了1.8%，这就迫使城镇失业治理的着重点逐渐转到了非国营经济成分的发展上。

1980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指出：“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劳动制度上，对所有城镇劳动力采取了由国家包下来统一分配的办法，而实际上又包不起来，统不了。”会议指出，要从根本上扭转就业形势，必须对经济体制和劳动制度进行改革，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就业方针。特别重要的是，会议针对所有制问题指出：“在解决今后几年劳动就业问题时，要大力发展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经济，适当发展不剥削他人的个体经济。”这实际上是放弃了此前以国营经济为基础来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这次会议后，首先是集体经济下就业发展迅速。1981年上半年，城镇集体经济单位比1980年同期多安置了34.75万人，个体经营者多增加了11.19万人。比较而言，集体所有制，特别是各种形式的劳动服务公司发展较快，这对于缓解就业压力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相比之下，个体经济发展较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长期沿袭着依靠国家的就业习惯，加上已经非常习惯把个体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复辟联系在一起，因此虽然1978年后政策开始松动，但城镇个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仍然很缓慢，个体经济对解决城镇就业的巨大容量还没有被人们深刻认识，可是仍然严重的就业压力迫使人们不得不在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之外寻找新的就业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经济的作用重新得到重视。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解除了束缚在个体经营者身上意识形态重压，“个体劳动者，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同国营、集体企业职工一样，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都是光荣的。对于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应与国营、集体企业职工一视同仁”。针对现实中仍然存在着的对个体经济的疑虑和敌对，1982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共同撰写了《经典作家笔下的个体经济和我们现实的个体经济》的报告，虽然这一报告还存在一些反映当时历史条件的认识，但也正确指出：“在当前，由于过去长期对个体经济实行过多的限制甚至干脆取缔，至今尚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因而，在政策上主要是扶植、保护和促其发展的问题。”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坚持个体经济“补充”论的同时进一步强调个体经济“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同时理论界也对个体经济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著名学者许涤新在1984年的一篇文章中为个体经济的作用辩护：“我国是世界上人口增长得很快的国家，每年要就业的青年达400万到500万。国营和集体都能够年年安排这400万到500万人吗？开一个门，让及龄青年从事个体经济，以谋生活，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1982年后个体经济进入了重新恢复和发展的新时期，其所带动的从业人员和吸收的新增城镇就业人员也不断增加。1981年城镇新安置的就业人员中只有31.9万人从事个体经济，但到了1984年就突破了100万。从经济类型来看，到80年代中期，以1985年为例，全民所有制单位就业人数为8990万，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就业人数为3324万，个体劳动者为450万，其他所有制（包括不同所有制的合营单位、合资、外资、侨资等）的就业人数是436万，后三者的总数为4210万，已经占到了国营单位就业人数的一半，这也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走出了1979年以来的就业危机。

在“文化大革命”后的就业压力下，经济结构的变迁是一个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调整国民经济、特别是调整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下失衡的重大经济结构的过程，这对于进一步提高城镇就业水平有重要意义。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就业水平提高，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性方针。1979年4月，李先念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在我们的国家里，先进的和比较落后的技术，大的中小的企业和手工业，在很长的时间内，将会同时存在，否则容纳不了那么多劳动力。如果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设备，只是减少了劳动力，而生产没有多大发展，节省下来的劳动力又无法安排，那就只能给自己增加困难。”到80年代中期，在经济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就业结构多样化的同时，经济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就业水平也不断提高。以1985年为例，在全民所有制单位中，轻工业的就业人数比1979年提高了4.5010，重工业的就业人数则下降了4.5010。从工农业关系看，工业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的比例也不断下降，从1979年1：5.5下降为1：3.7，意味着城镇不仅能够基本解决自身的就业问题，而且还能够吸纳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带动城镇化的发展。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更是发展迅速，从1979年的4665万人增加到1985年8162万人，增加了5个百分点。

可以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地治理了计划体制下积累的大规模城镇失业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得以维持的两大“经济性”因素，即单一化的国营经济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战略也开始被动摇了。这两个因素被动摇了，那么，计划经济体制的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同样经济的市场化也就是不可避免了。这两个“不可避免”都与计划经济下长期累积的并在1979年后集中爆发的就业危机密切联系在一起。历史的发展有时是非常耐人寻味的，计划经济在中国得以建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当时认为这种体制能够实现城镇全面就业；而计划经济最终走向衰落并在90年代初期被市场经济替代，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因为这一体制无法实现这一目标，而且造成了失业扩大和城镇化受阻的客观后果。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所具有的就业压力就这样对计划经济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同样耐人寻味的是，虽然1979年后的就业压力冲击着计划经济体制，但这一体制在支撑中国市场化改革方面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从195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起，计划经济在中国不断畸变，中国经济长期处于一种“乱计划”甚至是“无计划”的状态之中。与苏联相比，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中，可中国并没有享受到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那样黄金般的发展，相反却是持续性的经济社会不稳定。1979年后随着政治的稳定，计划经济的畸变也开始得到矫正，其对于经济社会的正面积极作用也开始突显了出来。在城镇就业的问题上，很显然，如果没有建立在国营经济基础之上的计划体制，很难设想在短短的几年后，中国能安置得了20多年来积累下来的2000多万事实上的城镇失业人员，以及每年新增的700多万城镇就业人员。虽然有些措施现在看来是不经济的，比如大规模的子女顶替工作、按系统各单位包干安置等，但这对社会的稳定、对把问题限制在经济社会的层面而不使其发展成为政治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1979年后提出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思想，还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都包含着对计划经济体制积极作用的肯定，这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可以说，计划经济和市场化取向的一系列改革共同推动了“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但80年代后期以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已经不可避免了，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对维系计划经济的宏观政策环境和微观经济基础的冲击已经从根本上要求改革计划经济；另一方面，面对经济的不断多样化和社会的不断开放，计划体制事实上也已无力再通过行政指令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行全面计划了。当计划经济体制在推动中国走向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后，这一体制的生命力最终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