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计划经济对城镇就业的抑制及其内在矛盾

实现城镇全面就业是计划经济得以在中国确立起来的重要观念前提和心理预期，但这一预期并没有能够实现，城镇失业始终伴随着计划经济的演进而大量存在。1952年待业人口为376.7万，待业率为13.2%，1957年为200.4万，待业率为5.9%，1978年为530万，待业率为5.3%。如果考虑到上山下乡运动，中国的城镇就业压力和失业情况其实更大。实践证明，计划经济所赖以存在的各种因素在根本上阻碍了城镇就业的扩大。

第一，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结构限制了就业水平的提高。计划经济的建立，本质上是适应了国家重工业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安排和对经济的政治控制体系。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一方面排挤了轻工业和其他行业的就业容量，使城镇就业过多地集中于重工业。1952年重工业的职工占全部工业劳动者的比重是29.9%，1958年一度高达80.4%，1976年为61%。另一方面则对城镇劳动力的扩大形成了内在排斥。从1949年至1980年，新中国对重工业的投资是3742.2亿元，对轻工业的投资仅有394.34亿元，而全民所有制每百万元的固定资产，轻工业可吸收劳动力257人，重工业仅仅能吸收94人，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就业总量的增加与重工业部门所吸纳的庞大资本投入相比非常缓慢。1957年3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说：“今后每年只能根据生产和事业发展的需要，吸收必要的人员。因此，在很长的时期内，劳动就业的主要方向仍然是参加农业劳动。”这其实已经表明，强制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城镇就业和劳动参与已经达到了上限，很难再大规模地扩大城镇就业。1978年，中国工业总产值比新中国成立初增加了32倍，其中重工业增加了65.5倍，但是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度（偏离度越高，表明应该但却没有吸收更多的剩余劳动）来看，工业部门的偏离度高居不下，1953年是1.92，1957年是2.34,1977年是2.23，这表明工业部门的扩大并没有吸收更多的劳动力。虽然全面就业一直是传统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作为重工业优先发展下强制增长的制度形式，计划经济下就业的扩大远不能满足甚至排斥着中国城镇劳动力的就业需要。

第二，单一公有制的城市经济结构制约了就业结构。国家对经济的计划能力直接建立在国营经济的基础之上。1953年前，新中国还可以说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非公经济在解决就业问题上还有一定的重要作用。但1953年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逐渐演变为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国营经济在全面代替了其他经济成分和排除了市场的调节作用后成为了解决城镇就业的唯一渠道。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曾明确地说，在我国“把劳动力当作商品买卖的社会条件已经改变了”，“劳动力不是商品，不是为人民币服务，而是为人民服务”。把劳动力作为非商品性的可计划因素使得就业体制和机制不断单一化。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后的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城镇就业呈现出国营经济从业人员不断增加、集体所有制经济从业人员略有增长但不稳定、个体经济从业者不断萎缩、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基本消失的就业特征。1957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就业人数为2451万人，到1979年增长到了7693万人，集体所有制单位1952年的就业人数是650万，1979年则是2274万，个体经济的从业人数1957年为104万，1978年为15万。不同所有制下的这种就业特点是国家按照计划偏好配置经济资源和动员劳动力的客观结果。

第三，“左”倾政治干预下经济“震荡式”的发展导致了中国计划经济和城镇就业体制的畸变。20世纪50年代后期“左”倾政治逐渐滋长并开始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严重影响，特别是“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导致了中国经济几经大起大落，在震荡式中发展，中国的计划经济出现畸变。“一五”时期的计划经济还保留着苏联计划经济的经典性特征，但1958年后，中国的计划经济事实上已经开始变异，一方面还具有计划经济的经典性特征，比如国家对经济资源的高度垄断、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政府根据一定的政治意志对经济的集中计划能力等；但另一方面，中国的计划经济又摆脱“计划理性”变异为一种以大规模群众运动为杠杆的“运动经济”，主观主义、唯意志论、政治命令等成为了中国计划经济直接的实践性特征。在计划经济畸变的同时，城镇就业体制也开始畸变，由于放松了对城镇劳动力的计划管理，城镇就业跟着出现了大起大落。1958年的职工总数比1957年增加了将近1倍，比此前8年职工增加的总数还要多26%。到了1960年后，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失败，国家又开始精减城镇职工，动员了近1600多万职工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城镇就业的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波动，如果说这一次城镇就业的混乱很快得到了矫正，那么“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城镇就业问题则尖锐到不改革旧的经济体制就无法解决的地步。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时期“左”倾政治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虽然这十年经济还在发展，1976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66年增加了1.2倍，平均每年增长9.5%，但在“左”的干扰下，这十年也损失了几千个亿的工业产值，仅仅1974年至1976年就损失了1000多个亿。另一方面，这十年城镇就业的压力却空前增加。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到了60年代后期逐渐进入适龄劳动年龄，1966年之前每年新增劳动力100万，1966年后则每年新增300万，照着这一数字算，十年新增3000万劳动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实际上是缓解城镇就业压力的一种途径，但严重背离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方向，而这10年又从农村招收了1300万职工，于是就形成了世界经济史上城乡劳动力大对流的“奇观”，成为了整个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畸变极其鲜明的表现。

客观地说，计划经济下中国的城镇就业在规模上不断扩大，加上城镇多余劳动力在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和行政动员下可以在农村得到安置，因此城镇就业问题似乎并不十分突出，但事实上计划经济下的城镇就业包含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在社会主义不允许失业的观念下，城镇国营经济部门积极扩大劳动就业，甚至是扩大到了超出经济效率的边界。在1950年至1981年30年里，国营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2.2%，其中依靠增加职工人数产生的增长占到了64.2%，依靠提高劳动效率产生的增长只占35.8%，这典型地体现了计划经济下劳动参与率与劳动效率之间的悖论。另一方面，在庞大的城镇劳动力供给的条件下，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国营经济部门又不可能实现城镇劳动力的全部就业，于是出现了城镇劳动力向农村地区的倒流，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累计达到了3000多万。1962年至1979年，这部分人中通过招工、考学、参军等渠道回到城镇就业的有近1500万，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初期滞留的超过1500万（如果加上大规模干部下放后滞留农村的人，人数应该更多）。这些人是畸变后的计划体制的直接受害者，但也是冲破旧经济体制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