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非共产主义人士所开展的政策试验对中国共产党的启发
孟旦（Donald J.Munro）曾经指出，就其分散性和非正式的特点来看，“由点到面”的工作方法“完全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样板理论”。［11］可见政策试验是马列主义理论的一个空白。马克思、列宁或斯大林既没有讨论也没有提倡过通过试验发展革命方法 ① 。在列宁所有的选集中，只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下，提到过一次政策试验对寻找新的政策建议的必要性 ② 。斯大林则强烈反对“自发的”、“盲目的”地方自主行为［12］。在苏联，一种自上而下的命令主义式的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方法代表了合法的革命战略和政府管理。
尽管如此，中国热衷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积极分子则把俄国革命理解为一个巨大的试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著名人物瞿秋白曾经把苏联描绘成一个“共产主义的实验室”，在其中“布尔什维克的化学家”用“苏维埃的玻璃试管”改造俄国人民，制造出新的“社会主义化合物”。［13］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引起中国共产党人极大兴趣。但是介绍新经济政策的中文出版物中却没有提过试验是苏联治理经济的核心手段。事实上，苏联新经济政策从来没有被当成发展政策工具的开放式试验。马恩列经典著作中都没有提出用试验的方法进行革命，因此在改造中国的实践中，中共采用了“由点到面”的试验方法就更加引人注目。
在解释中共的革命传统和经验时，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及他之后的许多人都指出，实际上是当时的特殊环境、社会力量以及中国革命的运作方式将一些超出常规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强加在中共领导人身上，从而导致了中国与标准的马列主义和苏联模式的重大偏离。按照中国官方党史的观点，是谁创造发明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试验非常清楚:毛泽东首先提出了基本概念，之后其他领导人在实践中发挥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理论。然而这种解释是不全面的，目前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中国共产党开展试验之前，中国就已经存在着大量的社会和政府的试验。
民国时期最著名的社会试验是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它们是非共产主义人士在农村改革中实践点到面方法的先例，并且取得了广泛影响。早在1925年6月，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平教运动的创始人晏阳初（James Yen）就提出了点到面的基本原理。晏阳初曾在他的书中写道:“平教运动的总体规划是在华北、华南、华东、华西和华中各选择一到两个典型的农村地区，开展深入和广泛的实验……并把这些地区建设成为教育示范区和全面改善社会和经济示范区，从而可以对其他地区起到示范和培训中心的作用。”［14］
20年代后期，平教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人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发起人就已经在中国农村使用“实验乡”和“实验区”的词汇了［15］。平教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所开展的实验对中共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在官方党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从平教运动早期，中共和平教运动负责人之间就有密切的私人来往，平教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瞿菊农，是中共著名领导人瞿秋白的叔叔，也是晏阳初从20年代到40年代最亲密的合作者［16］。更为重要的是，30年代中共地下组织有系统地利用基层的平教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协会作为自己的掩护。那个时期，平教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成为农村改革的主角。1937年5月，刘少奇鼓励在日本和国民党控制区内的党组织积极参加平教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因此，许多中共党员成为这两个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白天参与非共产党人士领导的农村改良运动，晚上则和中共地下组织开会。 ①
在高层领导方面，平教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人几次到延安与毛泽东进行政治交流。1938年毛泽东在会见一个平教会代表团时，称其为中共的“朋友”，同时表达了对他们事业的谢意。［17］同样在这一年，毛泽东与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人梁漱溟连续几天长谈，显示了对梁漱溟的高度重视。 ② 几位共产党的代表还参观了定县实验区，了解那里发起的社会改造方案，可见毛泽东对平教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基本想法和所开展的各种社会实验都了如指掌。在争取群众支持的方面，中共领导人借鉴了这两个运动在改组农业生产、教育和卫生保健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某些方面看来还直接复制了定县实验首创的社会改良方案。 ③ 在利用新政策，招募政治积极分子以及解决农民最迫切的需要方面，中共显然从很多党外的实验者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④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40年代末赢得了国家政权，借此将政策执行过程从一个试点推广到他们所控制的整个地区，从而获得了30年代改良主义者从未享有的重要能力。共产党领导人很清楚，如果共产党不控制整个试验过程，试验是毫无意义的。虽然共产党异乎常规的试验术语以及个别有关土地改革、农民教育、医疗保健的政策，可能吸收了一些非共产党人士的试验经验，但是由派下去的工作组控制进行的点到面的试验方法，发动群众、开批斗会以及波浪式向邻近地区扩展的方式，这些则完全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发明创造。在共产党的观念里，试验是为了发现新的政策工具，并不是为了确立政策目标，这只能是专属于党的领导层的任务。一份出自20世纪40年代关于太行山根据地一个实验县（当时由邓小平担任领导）的内部报告就明确指出“并非为实验而创造实验县”，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榜样，创造和展示成功的领导方法和政策。［18］负责模型试验的干部可以尝试用不同的办法和手段去实现共产党领导层制定的目标，但是他们无权自己更改政策目标，而上级党组织则可以在任何时候终止、缩短或修正他们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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