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的三十年，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也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之旅。从中国经济实践和金融改革过程来看，经济奇迹的背后，深藏着金融改革的市场化之路。从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的第二部论文集《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以下简称《思考录》）中，我们得以清晰地窥见这一金融改革路径。

　　易纲1980年留学美国，1986年获得了伊利诺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在印第安那大学任副教授并获终身教职；1994年回国，与林毅夫等人一起创建了国内中国经济研究方面首屈一指的重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7年进入央行，2007年出任央行副行长，可以说参与了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大部分历程，并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历次经济波动以及紧随其后的宏观调控，对于市场经济转轨过程有深刻的感悟和体验。易纲说，他自己“笃信市场经济，坚信市场经济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第257页）他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进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他甚至两次设问：你是否相信市场经济，相信到什么程度？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同时又是金融政策决策层一员，易纲强调市场经济的信念，既来自于他的学理素养，也来自于他对中国经济和金融改革的深切体认。

　　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理性预期学派和货币学派，都是强调市场自我调节、反对政府干预的。但凯恩斯学派从价格粘性的角度找到了政府干预市场调节的理由：在短期中，价格作为市场机制的主要信号并不能自动做出调整（即价格粘性），因此市场机制无法用“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得到最优结果，这时必须用政府“看得见的手”进行干预。对于是相信市场机制，还是相信政府干预这一问题，不时被各方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提起。中国作为一个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这个问题尤显重要。从金融业来说，国内各方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银行和证券是分业经营还是混业经营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1994年前后，国内经济过热，金融混乱，当时一种观点主张银行和证券应该分业经营，理由是借鉴美国的做法，把银行间接融资风险和证券直接融资风险进行隔离；另一种观点则主张银行和证券混业经营，理由是美国本身的分业经营已经走上末路（1999年美国结束分业经营，转而实行混业经营），借鉴欧洲混业经营的经验，加强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其时易纲从美国归国不久，接受了美国主流观点，支持混业经营。美国主流观点认为分业经营得以实行，乃是对大萧条的误读：大萧条的真正原因是美联储作为中央银行没有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而不是混业经营。经济衰退之初，决策者过分相信市场的自我修复机制，没能及时提供市场需求的流动性，阻止债务—通货紧缩的自我加强过程，最终导致了大萧条。1994年争论之后，中国在次年走上了银行和证券分业经营之路。平心而论，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各有利弊。前者便于分清风险，对于政府监控市场风险较有利，但效率较低；而后者效率较高，但不利于政府监控市场风险。因此，虽然在实践上，中国选择了分业经营，但在理论讨论中，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混业经营。不过，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又一次提示了混业经营的风险。易纲因此感叹：“中国是幸运的，当我们思考重大问题时总有重大的事件发生，告诉我们风险在什么地方，帮我们标明前进的航道”。（第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