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坚持对外开放

　　坚持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除了一段时期接受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的技术援助，相应地进行补偿贸易以外，基本上采取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经济政策。这既是迫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更是计划经济的自我循环体制所必然决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口号，已经异化为自我封闭与安于落后。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钢铁产量与我国相差无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比我国山东省略有所多，香港经济还远不如上海。但在“文革”之后即l970年代末，当我们打开国门，却惊讶地发现中国经济已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与周边一些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了。日本的钢铁产量已远远超过中国，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拉开山东一大截距离，上海经济已大不如香港经济。这真叫封闭使人落后。

　　是邓小平主持中国经济开放的大局，他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封闭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

　　经济全球化环境中所形成的对外开放机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保证。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开放，大量地吸收国外的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等，完全可以发挥发展经济学中讲的“后发优势”。二战后日本的发展，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亚四小龙的发展，都是在对外开放中运用工业化与现代化发展之力而完成的。

　　改革与开放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起的两面旗帜。在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中，应该说两者是互相促进、互为条件。但是如果进一步分析。特别是从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开放却起着主导性的作用。邓小平曾经讲过，从某种角度说。改革也是开放，一种对内的开放。确实，冲破禁锢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不能不是一种开放。20世纪80年代初开发的深圳、珠海等四个经济特区，作为我国经济开放的点与窗口，也是经济改革之点，那里明显的情况是以开放促改革，即以开放的需要来设计改革的具体方案。如果检阅一下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经济发展情况，也可以看到，广东、上海、江苏、山东等这批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也正是开放度最大的地区。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经济刚好处在一个小周期的低谷，再加上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西方国家对我横施重压与经济封锁。又是邓小平力挽狂澜，向世界宣布开发开放浦东，把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上海推上开放的最前列。正是这一果断决策，打破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扬起了中国经济新一轮高涨的风帆。

　　抓住机遇，发展自己。邓小平特别提出要抓住开放环境中的重大发展机遇。这包括吸收国际游资；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转移的机会而引进产品与技术；在跨国公司竞争中力争游刃有余等。如上汽集团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引进美国通用作为第二家合资企业，就迫使第一家合资企业上海大众不得不改变十余年一贯制的桑塔纳陈旧车型，并不断发出竞争的也是更新技术的火花。这也显示出不断抓住开放机遇的重大成效。

　　四、坚持多元化发展战略

　　从单一的经济形态到经济多元化的发展，是60年来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探索的一个重大成绩与经验。

　　1956年，中国完成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即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加上l958年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形态由此而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特征。尽管名义上还有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经济形式的差别，不过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特别是它的“政社合一”，意味着其公有化的高度，绝不逊于城市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这种甚至“高”于当年苏联公有化程度的经济形式，是支撑高度集权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基础，并是导致1958年“大跃进”灾难与“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经济原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既是要改革经济运行机制即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更是要改革经济运行的基础即过度公有化的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由于技术性的分量相对较多，从而改革的社会阻力相对较少，那么，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因涉及到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特别是“姓资姓社”等意识形态问题，社会上的争议与阻力相对就会更大。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启动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大包干”，明明已经蕴含了相当分量的农家个体所有制的因素，但是，我们却把它称作只是集体所有制的经营方式的改变，所谓“不改变农村集体所有制基本制度，改变的仅是集体所有制的经营方式”。而实际上，农村大批家庭企业，纯粹的个体私营经济，正是在“大包干”所释放的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农村是“大包于”所释放出来的农民个体工商户，在城市，是“上山下乡”归来的知识青年等城市剩余劳动力所从事的个体工商业，正是他们首先突破传统的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这是一个悄悄发生的自然过程。解决城乡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在当时也容易被社会所接纳。

　　在城乡个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先是“雇工”现象的出现，进而在1980年的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出现雇工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这就引来了社会上的不少争议。资本主义经济早已在50年代的中国大地上消失，难道今天的改革就是要唤呼资本主义经济重新出台!?不仅是社会上的争议，即使是政府文件与社会媒体上，相当一段时期也是竭力回避“私营企业”与“私营经济”概念，只把他们称为“经营大户”、“利税大户”等。一直到1987年，才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出现“私营经济”概念，才正式承认私营企业的合法存在。

　　相对于私营企业出现后所遇到的无数“抗力”，外资企业的进入，整个社会似乎比较容易接纳。这既是因为要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差距，不能没有外国的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的进入；更是由于外资是属于体制外的东西，终究不同于内资，从而与原有的意识形态冲突较少。

　　多元经济形式的存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源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性。比如，以手工、畜力为主要特征的低层次生产力，难以适应现代化的生产关系。从而。多元经济形式也是充分发挥社会种类要素的资源潜能的客观需要。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依赖于多元经济发展之力特别是非公经济的支撑。乡镇企业或者说民营经济一度占据了工业半壁江山。广东、上海、江苏等沿海发达地区，外资经济成了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可以说，正是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共同发展，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

　　多元经济形式的存在，并不是说相互之间没有一点矛盾与摩擦。比如，国有企业与民营经济妒嫉外资企业的“特殊待遇”，而外资企业又羡慕国内企业的“国民待遇”；至于不同类型企业间由于实力不一而产生的竞争与摩擦，则更是常有的事。怎么处理好不同经济形式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年来我们注意了两大原则。

　　一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多种经济形式存在中，保证公有制与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是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基本方向的需要，所以我们又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多元的所有制结构，称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至于如何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途径不能通过行政强制，而是通过改革，通过国有企业的脱胎换骨，在市场经济中不断焕发自己的活力与能量去实现。

　　二是坚持在发展中协调不同经济形式间的相互关系。我们的方针是两个“毫不动摇”，即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地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毫不动摇地支持非公经济的发展。这两方面的毫不动摇看起来似乎有所矛盾。其实不然。中国是一个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国内外市场无限广阔，大有各类经济形式用武与发展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