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方法和后毛泽东时期的改革

　　如果认真对待中共领导人所取得的历史经验和他们的执政方法，我们就能清楚地知道后毛泽东时代同时试验不同的地方政策不是开明领导人的偶然选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探索推进经济现代化的新政策方法时，中国老一代领导人贡献了他们对试点工作方法的认识和正确评价。他们重新制定了党的任务（从实现共产主义到实现快速经济增长），并恢复使用1946～1953年间的工作方法，在他们看来，这一时期是中共历史上最成功最耀眼的大规模受调控的体制变迁和经济政策改革的时期。

　　邓小平和陈云在提倡运用点到面的方法实现经济现代化方面很一致，从1978年到1982年间，邓小平一再把改革和开放描述为“大规模的试验”，不能照搬课本知识，而需要有力的“实践中的试验”。 ① 陈云则提倡用“试点”方法进行谨慎的有所控制的政策创新 ② 。

　　在1981年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确认了毛泽东某些工作方法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按照毛泽东1943年发表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点到面的方法被解释成“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19］。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个别中共理论家努力想证实政策试验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提出“只有经过社会试验，才能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观”［20］。其他人则将试点定义为“社会科学的实验室”和一个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是获取知识和执行政策过程的有机结合［13］。1992年，试验的重要性甚至被写进了中共党章，规定全党必须“积极探索，大胆试验……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③ 。

　　从“典型试验”和“由点到面”在政策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来看，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之间并没有发生系统转变。尽管政策试验的方法在个别重要步骤上有所区别（如外派工作组的任务、地方干部和立法过程），但是可以观察到以试验为基础的政策形成过程的大体连贯性。由于吸取了过去失误的教训，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彻底地放弃了意识形态的狂热和单一的学样板模式。取而代之的是承认地域性差异，推动同时试验和多种模式。政策制定者中的改革派急于利用地方上的制度和政策创新来支撑自己的政治立场，牵制竞争对手，他们成为“典型试验”的支持者和保护人，特别是那些可以证明他们所偏好的政策成功和优越的试验。如果试验的支持者认为试验出了错，试验就会被逐步淘汰，不再受到关注，并悄然中止。 ① 在就本文所作的采访中，负责试点工作的中国官员一致声称，失败的试验一般都不会以正式行政命令或文件的形式明确宣告终止。相反，行政官员通常揣摩上面发出的微妙信号，然后心照不宣地结束上级不再关注或支持的项目。只有个别失败的典型会在刑事或贿赂案件调查过程中被曝光，从而进入公众监督的视线，然而这些案件一般不会牵连上层政策制定者，只会将失败的根源归结于地方或企业的不当行为。

　　显然，从设定政策目标到选择试点和确认可以推而广之的政策选项，“由点到面”的每一个阶段通常都是一个激烈的政治过程，这个过程受利益冲突、观念摩擦、人事竞争、机会主义或一时妥协所驱动。对于想要改变经济运行方式的政策制定者来说，政策试验被证明是一个很好的应对不确定性（即在一个瞬息万变的经济背景下，无法预测某项改革的确切效果）和不明确性（政策制定者在思考政策优先顺序时的犹豫、茫然甚至困惑）的途径。在这种不稳定的背景下制定政策，“试点”方法有助于释放普遍存在的开拓精神，为经济创新和扩张作贡献。虽然这个过程也会制造出代价昂贵的冒牌货和失败的“典型”，但从国家政策制定者和大多数不受影响的行政区的角度来看，地方试验失败的成本明显低于国家改革立法失败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试验使地方积累的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流动起来，这大大丰富了以往难以获取的关于地方经济运行和发展潜力的信息。 ① 基于以上种种好处，后毛泽东时代的试验没有停止在探索不同的模式和政策选项这个层面，而是随着时间推移，对经济活动的政策框架进行了一系列渐进累积式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