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统文化在吴地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互动

　　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强调了文化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微观经济学就是研究人们根据个人偏好而作出的种种选择，这种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感觉和评估，换言之，这种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文化背景制约的。而宏观经济学实际上是研究上述种种选择的集结效应。甚至有有人极而言之：“文化造就了一切差异”。[⑥]

　　1840年以前的古代社会传统经济时期不说，即以近代以来中国开始工业化以来的无锡地区与全国比较来看，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高峰：一是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期间的近代工商业发展；二是20世纪70年代到今天的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大发展。

　　其中具有上述特点的吴文化都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一）重视实业。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即政府大力提倡和宣传的思想一直是“重农抑商”。但是在无锡的文化中，似乎并不是这样。由于以苏南为核心的吴地自古工商业发达，人们对工商业重要性的认同自然要高于工商业和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因此，当1840年资本主义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以后，吴地的许多读书人或先做官或直接走上经营和发展工商业之路，并且一开始就实行的现代企业制度而较少封建因素。

　　南通人张謇（1853－1926年），自1874年起，他先后投身于孙云锦（时任通州知府）、吴长庆（淮军将领）幕下。1885年，他赴京参加顺天乡试，高中第二名。1894年，又考中状元。中日甲午战争成为他人生道路的分水岭，深重的民族危机最终促使他毅然放弃传统的仕宦之途。鉴于国弱民贫的现实，张謇提出“实业救国”的口号，并冲破阻力在家乡大搞实业。从1895年起，他在南通先后创办了大生纺织公司、垦牧公司他利用海滨盐荒、兴办盐垦公司，推广植棉，是全国的首创。

　　再说薛福成之子薛南溟。他1888年中举，入李鸿章幕府，他以候补知县衔任天津县、道、府三署发审委员会委员，专理华洋讼事。1894年弃官经商，先任永泰洋行买办，并在无锡南乡开办茧行。1896年与人合资在上海开办水泰丝厂并任经理。经过10年艰苦经营，终于缫出“金(银)双鹿”牌优质白厂丝，在国际上声誉日隆。至光绪末年，该厂已拥有480台缫丝机，在厂职工1000余名。所产“金双鹿”丝曾获美国纽约万国博览会金象奖。清末大官僚和企业家扬州人盛宣怀虽未弃官，但是从事工商业则是他后半生的主要事业。

　　即从玉祁镇发生的最普通的事例，亦反映出即使是读书人家庭出身和教师来看，经商亦不为羞，甚至是可喜的事情。前面所说的薛明剑回忆说：在他11岁时（1905年，即光绪三十一年），私塾老师（秀才陈献文）问“询余将来愿学何人 ，余以陶朱公对。陈公告吾父，是儿必大有为云云，言犹在耳。故五十以后余欲变换旧社会工商业成规，采用基金作股份者由此。”[⑦]从中可以看出，在当时尚未废除科举制时，无论是老师，还是孩子，以及读书人家的家长，都认为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亦可喜可贺，不仅反映了当地文化不仅不轻视商业，甚至将“士农工商”中的商提到了第一的地位。而且看出，这种文化影响了薛明剑的一生。

　　1978年以前，新中国虽然是大力推进工业化，但是实行的是城乡分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因此，就农村而言，工商业的发展实际上受到很大的抑制。但是即使在“文革”期间，无锡人积极从事工商业，足迹遍于全国：“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遍千辛万苦。”

　　（二）重视诚信。

　　由于吴地自然条件优越，在传统农业文明社会里长期属于经济发达地区，因此这里的人民一般安土重迁，不愿意向外流动。这就必然导致这里的人民比人口迁徙流动频繁地区的人民更加重视诚信，更重视邻居的道德评价。从诚信进一步延伸，就是出重视乡梓的公益事业和博取好的名声，就像著名史学家无锡人钱穆所说的当地人似乎把名声看的比赚钱还重要。

　　因为安土重迁，就必然要重视本地社会建设，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信义。此外，从总体上看，市场交易也使双方具有超出亲友范围之外的合作、共赢的特点，因而也具有天然的平等和立宪性质，这也是工商业发达地区要率先形成市民社会的原因。

　　因为在本地发展，按照博弈论的原理，人们之间的经济往来，就不能是一次博弈而是多次博弈，因此就必然要追求信用和共赢，即不能是“一锤子买卖”，

　　因此就必然重视信用。张謇就提出：“人可以穷，可以死，不可无良；国可以弱，可以小，不可无信。无良，不人，无信，不国。”[⑧]荣德生也说：“经营事业，信用第一。”无锡在清代和民国时期钱庄林立，”有放款码头“之称，这一方面说明当地经济的发展与活跃，资本需求量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里的商业信用和大多数人的诚信状况是良好的，因为钱庄的贷款是不需要抵押的。据说钱庄的总帐本上常写有“克存信义”，此帐本每年正月初五接财神时是要供奉于神位之前的。又如前述的明代小说“施润泽滩阙遇友”中即描述了苏州盛泽镇小手工业主施复因为拾金不昧和诚信而发家致富的故事,应该说这些不仅代表了作者的价值导向，也反映了当时当地的民风。

　　当然，提倡忠厚家风，做人诚信，是传统文化中重要内容，“三纲五常”中的“仁义理智信”即有此内容，哪里都有以诚信起家和取得成功的大企业家，也不乏时代书香家族和门第，但是提倡归提倡，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需要程度则是另外一回事，工商业越发达，人们的生产经营活动越广泛，越社会化，特别是当人们的生产经营交往超出了亲友熟人范围，需要多次交往的时候，诚信就越重要。因此以苏南为核心的吴地工商业发达，特别是近代以来能够抓住两次大的市场化浪潮经济发展都走在全国的前列，显然是与其人民文化和心理与市场经济偶合程度高是很大关系的。关于吴文化中的诚信情况，可参见胡发贵先生的《吴地文化的诚信精神与吴地工商文明》和唐茂松先生的《倡导“诚信”的吴地工商民俗》，这里就不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