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香港成为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的前哨基地。作为对华“软遏制”政策的组成部分，美国在香港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活动可视为其实施对华“和平演变”政策的肇始，这给当代香港社会和民众心理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从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仍比较薄弱。（相关研究主要有张杨的《亚洲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创建背后的美国推手》（《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2期）、于群和程舒伟的《美国的香港政策（1942~1960）》（《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翟韬的《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宣传政策的演变（1949~1964）》（《美国研究》2013年第1期），等等。）[1]本文以美国解密外交文件为依据，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在香港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及其影响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美国在香港的意识形态宣传载体及其传播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苏结盟和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加紧了对中国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活动的部署。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NSC48/4号文件和NSC10/5号文件中提出，美国对中国实施心理宣传战的目标是：“在中国内外培育反共因素”；“降低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声望的影响，诱发中国内部矛盾冲突”；“增强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的向心力”。［1］在此背景下，香港成为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的前哨基地。这主要是因为：首先，美国将香港作为展示所谓“自由世界”的窗口，广泛传播美国的价值观，争夺意识形态阵地。其次，朝鲜战争后，中美关系全面对立，在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孤立和封锁的背景下，香港是距离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渗透最近的地区。再次，香港中文传媒文化资源丰富，信息交流和人员流动频繁，意识形态交锋尖锐，对内地有一定的辐射力。因此，美国十分重视香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价值。1949年11月16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兰金密电美国国务院：“在目前情况下，最关键的地点，是在日本海、黄海和中国海这些地区。也就是在韩国、日本、琉球、台湾、香港和印度支那。这些地点，不但在严格的军事意义上，而且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是重要的。我之使用心理上这个说法，是有意指出，这些战略要地一旦丢失，将对共产党威胁下的其他地区的民心造成严重的打击；同样重要的是指出，这些基地在保持与中国人民的接触方面具有实际价值和政治价值”。［2］
（一）美国新闻处在香港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
新中国成立伊始，美国在香港进行宣传的重要机构——美国新闻处（1953年改为美国新闻署。）[2]驻香港办事处（以下简称香港美新处）在美国对香港意识形态宣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机构成立于1949年，下辖宣传八部，即录音、翻译、出版、发行、图书馆、媒体、电影和广播。按照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的统一部署，成立香港美新处的主要目标是：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及其支持的资源，给反共分子以希望和鼓励，并制造反共情绪和行动［3］；创造支持美国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氛围；抵制反美宣传，增加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怀疑，激发民众对新中国政权的不满［4］。总体来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美新处在香港的意识形态宣传涵盖了广播、电影、传统纸质媒体、图书出版和翻译、文学创作等多种形式。
对外广播是冷战时期美国心理宣传战的主要手段之一。新中国成立前后，香港美新处已经开始在香港广播，宣传的主题和内容以反华反共、美化资本主义制度为主。1951年下半年香港美新处在香港的广播时长为330小时，1952年上半年的播出时长为346小时。［5］由于香港美新处在香港进行广播受制于英国，因此，它主要借助了香港两家本地电台——“丽的呼声”和“香港无线”的力量，由它们代为播送节目。香港美新处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是制作汉语录音节目。按照受众群体的不同，节目内容划分如下：汉语采访内地“难民”；为“难民”和名人准备声明；为策反监听“美国之音”的中国共产党干部而录制的15分钟普通话版“学习”节目；每周闽南话版“学习”节目；针对海外华人录制了普通话版的“中国一小时”节目；每周粤语版“中国一小时”节目；中国新闻分析；反共歌曲；青年读书会节目。其中，“中国一小时”节目是以通俗娱乐的形式，例如话剧、机智问答、汉语流行歌曲等来渗透反共思想，期间还插播10分钟的政治宣传。该节目还以介绍反共艺人或者出版商广告的方式，以支持在香港的反共事宜。［6］
为传播美国的价值观，香港美新处还在香港实行了“图书翻译计划”，组织并资助了大规模的美国文学作品翻译项目，其具体流程是：先由香港美新处策划出版图书翻译项目并代为购买版权，等汉译工作完成后再与香港本地出版机构进行合作，全部出版费用由香港美新处负责。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美新处组织翻译了大量当代美国文学作品，包括张爱玲在内的许多移居香港的作家都参与其中。然而，“翻译并非在真空中进行”，香港美新处的用意是：通过对美国文学的翻译向中文读者传达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和理念［7］；海外华人、留学生和学者通过阅读这些书籍，将会对“自由世界”充满好感［8］；让读者在阅读、欣赏文学时更加了解美国文化的传统与特色，进而接纳其意识形态。为增加书籍的原创性，影响香港本地居民群体，香港美新处还策划了反共文学作品的创作，包括小说、报告文学、人物传记、连环画等文学形式。在香港美新处的高额资助下，反共文学作品稿源丰富，进而滋生了一批反共作家。张爱玲到香港之后，与香港美新处保持密切联系，其作品《秧歌》和《赤地之恋》专门为香港美新处订制，带有鲜明的反共印记。
期刊也是香港美新处对华宣传的重要宣传载体，其特点是出版周期快、通俗性和可读性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期刊是《今日世界》和《四海》。《今日世界》为半月刊，由香港美新处注册，拥有相当数量的青年读者，发行量大，覆盖面广泛。据美方估算，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该杂志发行量可达10万~ 15万份，“大约每十个香港人中即有一人是这本美国杂志的忠实读者”。［9］《四海》是月刊画报，发行量约3万~ 4万份。［10］每期杂志至少包含一篇反共文章。除此之外，香港美新处还办有《周日》、《电影副刊》、《故事画报》等杂志，这些期刊的共同特点是“寓反共于娱乐”。
（二）意识形态渗透形式的多元化
美国在香港开展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涵盖了多种传播媒介，除了图书和期刊外，还包括宣传册、新闻故事和专题文章（配插图）等。香港美新处开展的“中国报道项目”还实行了信息共享机制，即其获得的全部素材都提供给美国使馆和外国媒体使用，最新的新闻素材和背景资料直接通过航空邮件以“中国报道服务”的名义寄往国外媒体。
美国非政府组织也参与香港文化产品的生产。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美国亚洲基金会，其资助的出版社有亚洲出版社、友联出版社、今日世界出版社、自由出版社、人人出版社和高原出版社等等，这些出版社办有《文坛》、《学友》、《自由月刊》、《自由阵线》、《民主评论》、《自由人》、《人人文学》、《大学生活》、《六十年代》等杂志。美国非政府组织还帮助香港制片商生产反共华语电影。1953年，香港媒体出版人张国兴获得美国福特基金会和亚洲基金会的大量资金支持，在香港创办亚洲影业有限公司。在反共意识形态的主导下，1953~1960 年期间出品的电影作品多采用动人情节、伦理叙事、悲情策略，推出了《传统》、《满庭芳》、《半下流社会》、《长巷》、《擦鞋童》等11部隐性或显性的反共电影。［11］
为了影响香港报业传媒的负责人和从业人员，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还通过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项目邀请他们赴美参观，以增加他们对美国的感性认识，进而拉近与美国的关系。例如，1952年，《星岛日报》的编辑就接受了该项目的资助。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认为上述人员的旅美活动的价值是无价的，希望他们将来能传播亲西方的观点。［12］1954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曾邀请香港《英文虎报》的创办人胡文虎参加赴美游历。胡文虎属于传统的保守派，他对西方持怀疑态度。因此，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认为，如果能邀请其访美，进而改变其对美国社会的既有认知，其意义不言而喻。胡文虎访美期间，从护照办理到陪同翻译，香港总领事馆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至于访美的效果，据美方官员自称，“胡文虎通过游历美国，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改变”。［13］
二、美国对香港知识分子“难民”的意识形态塑造
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宣传中起着重要作用。1949年，国民党统治垮台后，在之后的两年间约有7.1万人涌入香港。［14］其中5万人来自知识界，包括专家、科学家、学者等群体。这其中又有3000人毕业于美国高校，他们多半处于贫困和失业状态。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开始考虑这些知识分子“难民”的冷战价值。美国相关决策者认为，援助上述特殊群体不仅可以损毁社会主义国家形象、削弱其凝聚力，还可以收买民心，提高资本主义制度的吸引力。因此，利用香港知识分子“难民”的象征意义和宣传价值来对抗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美国在香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目标。
（一）开展“叛逃者项目”
1952年，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开始考虑援助中国知识分子（这里的知识分子是指在美国、欧洲、中国的大学以及其他相当资质机构完成高等教育的群体，或者是指那些既拥有大学学历又具有职业经验的代表。）[3]问题。［15］该委员会决定按照援助苏东地区难民的“叛逃者项目”（1951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NSC 86/1号文件，要求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策反和“叛逃者项目”，以服务于美国的意识形态战略，1952年杜鲁门总统批准该项目。为掩人耳目，“叛逃者项目”在亚洲的行动亦称为“远东难民项目”。）[4]的运作模式来援助香港知识分子，旨在进行反共宣传和意识形态渗透。该项目自1952年10月正式运作，1953年4月开始了对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援助的第一批项目，1954年财政年度援助资金达130万美元。［16］
为淡化项目的官方色彩，美国主要通过资助非政府组织来运作。“援助中国知识分子难民协会”（以下简称“援知会”）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非政府组织。“援知会”由美国前国务卿马歇尔发起，虽然名义上是非政府组织，但它却与美国政府和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援知会”由美国国会议员周以德担任负责人，他与杜鲁门就相关事宜保持经常性联系。该组织通过翻译、文学、医疗、高等教育等项目安置到香港的知识分子，旨在维持对中国心理宣传战的影响。为了解决资金缺乏的问题，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为“援知会”向洛克菲勒基金会募集资金。1953年美国总统依据《共同援助法》批准划拨25万美元用于资助该项目。［17］
1954年4月，美国对外援助事务管理局和美国新闻署一致认为，发掘“叛逃者项目”的价值对美国国家利益十分有益，其心理宣传作用如发挥得当，可以成为美国推进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资源。因而，美国大力支持该项目，并将其作为优先考虑事项。［18］在1954年的财政预算中，美国计划援助2.5万名中国知识分子，同年，该项目对1万名到香港的知识分子进行援助，其中5000人被安置在香港地区之外（主要是台湾地区），其余5000人被安置在香港，这些人完成就业培训后在经济上将实现自给自足。该项目的具体内容包括：改善5所“难民”大学的办学条件，为其提供硬件支持；实施“自由汉语文学项目”，雇用250名知识分子从事为期三年的翻译、教材编写、创作和编辑等工作；实行“医疗诊所项目”，建立12个由“难民”医生组成的诊所，应对“难民”区的突发疫情和疾病。［14］由于“叛逃者项目”具有高度的甄别性，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美国没有公开项目的援助内容和资金使用情况，但是为了使其具有宣传价值，允许媒体进行适当的评论和报道。美国解密外交文件显示，该项目以向香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为真正意图，其目的在于对中国开展心理宣传攻势，服务于美国国家政策目标：争取人心，体现美国对华人需求的持续关切；通过为香港知识分子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种生动的例证，提高“自由世界”的声望；为美国提供素材，同时鼓励港英当局解决香港“难民”问题。周以德称，该项目最大的价值在于维护美国在远东华人群体中的威望。［19］因此，该项目绝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而是服务于美国的心理宣传战，服务于传播美式“民主”思想，希冀这些受援群体在“大陆政权出现变化的时候，充当领导骨干”。［14］1954年12月，美国行动协调委员会提交了“叛逃者项目进展报告”，报告系统地阐述了在香港实施“叛逃者项目”的意识形态价值：一是在香港解决大量“难民”的事实证明，“自由体制”在解决经济、社会以及人道主义问题上的有效性，这样可以从根本上动摇共产主义信仰。二是在香港提升“自由世界”的声望，以此来有效抵制来自中国意识形态的影响。三是“难民”接受项目过程以及项目本身具有重要的宣传价值，安置香港知识分子不仅有助于他们重建生活希望，还有助于培育他们对共产党政权的不满。四是在香港知识分子群体中树立“典型”和“榜样”。中国工业化急需有知识和技能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这些人员的“叛逃”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16］因此，香港“叛逃者项目”得到了美国政府的积极支持。1957年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名为“美国对共产党地区叛逃者和难民政策”的报告，提出要继续援助那些经过遴选的香港知识分子，资助那些有潜力的、对美国国家安全有价值的“难民”。［20］该项目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支持，又获得了长达三年的资金支持。［21］
（二）遴选部分知识分子移民美国
除了在港台地区安置中国知识分子，美国还遴选了部分知识分子移民美国，移民援助目标即“降低中国共产主义对华人的影响，增进其对美国政策和行动的理解，感知美国物质和精神资源的强大和丰富”。［22］为此，1953年年底，美国国会通过《1953年难民救济法案》，单独授权颁发2000张移民签证给香港知识分子［23］。该项目也由“援知会”运作，受援者身份选拔标准严苛，被选中的人不是因为其学术研究上的贡献，而是看中其所谓“不与共产主义政权妥协的品质”［24］，因此，具体选拔标准刻意附加了政治条件：非共产主义人士，最好是反共的；容易被美国社会同化，为中国知识分子移民美国树立样板，让其讲述迎合“美式民主”的“励志”故事。1957~1958年，美国国会拨款150万美元用于资助该项目。1958年，1000多名香港知识分子被批准移民美国。［25］
（三）高等教育与文化援助项目
美国新闻署还在香港实施了国际教育交流项目，为香港部分知识分子赴美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援助。不过，1955年财政年度仅拨款16667美元用于资助来自香港的3名行业领袖和2名专家。1956年财政年度的预算为资助6人，援助金额为22809美元。［26］这样的援助水平对于美国的目标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事实上，无论是美国对外教育援助还是当时香港本地教育设施都无法满足香港知识分子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为防止这些知识分子重返内地，美国新闻署和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着手研究在香港本地建立大学的可行性。［26］不过，该计划因港英当局反对美国官方的介入而作罢。美国转而通过非政府组织——亚洲基金会与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秘密合作，对香港9所中文书院投入大量资金援助，这9所书院最终走向联合，成为当今的香港中文大学。由于美国政府无法直接在香港创建大学，因而准备在香港启动新的文化渗透项目。1956年，美国制订了“美国新闻署香港本地计划”，其主要内容包括：通过援助华人群体或个体，将香港发展成为一个防止“共产主义破坏”的“自由文化中心”；鼓励香港发展高等教育设施，一方面争取香港当地青年人留下来，另一面吸引那些意欲返回内地求学的华人群体；配合美国的对外政策，遴选重点对象进行资助；为阻止共产主义在香港的传播提供适当的支持和鼓励。［27］为了淡化计划的意识形态色彩，1958年该计划转化为文化启蒙项目，其目的在于：一是鼓励公共知识分子“抵制共产主义”，在通讯、工业、教育、艺术等行业里的领袖和重要人员中培养所谓“积极的自由世界价值观”；二是坚定美国大力发展香港文化教育事业的决心，让香港的青年学生熟悉和欣赏美国的传统和外交理念。［28］
三、从NSC5717号到NSC6007/1号文件——美国对香港意识形态渗透政策的确立
1957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NSC5717号文件——《美国对香港政策》，文件系统地阐述了利用香港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目标和措施，并被美国总统签署，成为指导美国在香港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的纲领性文件，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点：一是将香港打造成为展示西方民主价值观的“橱窗”，以此作为对中国进行宣传和渗透的基地。由于香港是世界主要航运港口和航空路线枢纽，是进出内地的重要节点。与此同时，香港是海外华人重要的文化和信息中心，香港的诸多报纸、期刊、电影等对海外华人有重要影响。因此，文件提出美国应利用香港向中国展开宣传攻势，一方面向来自内地的人展示香港的“法制”、“秩序”和“富裕”；另一方面抵消中国在香港的宣传影响。二是援助香港“难民”，展示“难民天堂”。文件认为，援助香港“难民”群体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宣传价值，作为一种有潜力的宣传武器，它可以营造一种氛围：帝国主义殖民地民众的生活水平高于实行社会主义的地区，以此来煽动内地民众对共产党的不满。此外，由香港“难民”通过口述或私人信件的方式讲述其在内地的故事也具有宣传价值，其宣传效果要比信息项目所提供的内地生活报告更有说服力。三是稳定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秩序。文件认为，中共在香港做了大量统战工作，影响很大。美国应该帮助英国巩固其在香港的地位，改善民众的社会福利和政治待遇，维护其内部安全。如果香港内部发生骚乱或者遭到中共直接或间接的“进攻”和“干预”，美国应当采取必要的、实际的军事力量保证美国公民的疏散计划。如果英国遭到了中共的“进攻”，美国将支持联合国采取行动进行谴责。［29］
1960年，在NSC5717号文件的基础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其香港政策进行了重新修正，NSC6007/1号文件出台，其中涉及在香港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的核心内容有以下三点：一是首次赋予香港“自由世界港”的新定位，旨在将香港打造成对华宣传和渗透的基地。继续给予香港生产反华宣传素材的优先地位，宣讲中国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对周边国家和世界的战略意图。这些宣传产品的传播对象是：海外华人群体、政府官员以及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公众人物。文件要求加强对香港中文媒体的渗透，使其对海外华人和华侨施加更大的影响。同时采取各种措施发掘素材，彰显香港的“幸福”，反衬内地的“艰难”。二是打造美国在港“形象工程”。文件提出，美国将继续援助在香港的“难民”，帮助他们提高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待遇。宣传美国在香港“乐善好施”的“美好形象”，公开宣传美国对港英当局的同情和支持。三是协助英国维护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文件认为，一旦中国收回香港，将损害美国和“自由世界”在远东的利益，美国鼓励英国改进香港的防务。一旦中共严重“威胁”香港的安全，美国将采取适当的援助政策和支持英国的立场，如果情况允许，还将按照英国的立场发表声明并进行军事部署，但美国不会为英国提供军事防御，而是寻求联合国的支持并采取行动。［30］NSC6007/1号文件的核心要义是将香港打造成极具象征意义的“自由世界港”，并以此为依托，对中国展开多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攻势。该文件被美国总统批准后正式付诸实施，标志着美国对香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政策的最终确立。
结语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在香港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活动是其对华“软遏制”政策的组成部分。在实践层面，美国在香港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活动可视为其对华实施“和平演变”政策的肇始。美国试图借助文化产品的输出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意识形态，旨在达到促使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改变的根本目标。美国在香港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有以下特征：第一，以美国国家意志为核心进行“高势位”引导。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86/1号、NSC166/1号、NSC146/2号等文件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一系列顶层设计和策划。在上述文件精神的指导下，NSC5717号和NSC6007/1号文件制定了美国在香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具体政策。与此同时，美国国会的立法也为美国实施宣传战略铺平了道路。第二，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美国的反共宣传试图避免官方宣传论调，而是通过文化为载体，借助文学作品、电影、音乐、通俗文化等大众媒介进行隐蔽的、巧妙的、潜移默化的隐性文化渗透。第三，宣传方式多元化。美国的宣传媒介多种多样，图书、期刊、广播、电影、艺术表演、广告、文化交流等都是其实施渗透的载体。第四，资金充足。美国在香港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活动投入了大量资金。仅1958~1960年，美国用于文化信息交流和“难民”援助的经费就达1850余万美元。［30］此外，还有众多的非政府组织为其提供资金援助。
冷战时期美国在香港的长期渗透与美国当前的香港政策一脉相承，即将香港打造成为展示西方民主价值观的“橱窗”。从影响来看，美国的渗透活动对当代香港社会和民众心理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它不仅使部分港人对中国政府怀有偏见，还使受美国意识形态影响的部分香港知识分子和香港青年人的价值观呈现西化趋势。
［参 引 文 献］
[1]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Hereafter cited as DDRS），Gale Group，Inc.，NSC 48/4，May 4，1951，Document Number: CK3100365872.
[2]﹝美﹞卡尔·洛特·兰金著、海英译：《兰金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页。
[3]National Archives，Julian F. Harrington to Dept. of State，Hong Kong，June 9，1953，511.46G/6-953， RG59, Box 2566.
[4]National Archives，Telegram，September 8，1952，511.46G/9-852，RG 59，Box 2375；National Archives，Memorandum: VOA Scripts implementing Special Guidance No. 98，February 20，1953，5l1.46G4/2 2053， RG 59，Box 2377.
[5]DDRS, Memorandum regarding the future for international radio broadcasting by Radio Free Asia，April 1，1953，Document Number: CK3100139128.
[6]吕迅：《香港在美国冷战政策中的作用（1949~195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0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61~462页。
[7]王晓莺：《多元视界下的张爱玲的翻译》，《中国翻译》2008年第5期。
[8]DDRS，OCB Progress Report on NSC146/2，June 16，1954，Document Number: CK3100130163.
[9]National Archives，Telegram，HK to State，February 23，1954，HKRFSP，E2689BX4-350-60-20-03，General.
[10]National Archives，USIS semi-annual evaluation report，August 19，1953，E2689BX4-350-60-20-03，General.
[11]张燕：《冷战时期“长城”、“凤凰”、“新联”发展研究》，《当代电影》2012年第7期。
[12]National Archives，Telegram，April 16，1952，511.46G3/4-1652，RG 59，Box 2376.
[13]National Archives，Telegram，August 5，1954，511.46G3/8-554，RG 59，Box 2376.
[14]DDRS，Memorandum from Director Alan G. Kirk to members of the PSB on PSB D-18a and Fiscal Year 1954 escapee budget，Document Number: CK3100069844.
[15]DDRS，Work in Hong Kong on Chinese refugee intellectuals discussed，August 26，1952， Document Number: CK3100198165.
[16]DDRS，Escapee Program Progress Report by the OCB，December 15, 1954，Document Number: CK3100130055.
[17]DDRS, Harold Stassen, Director for Mutual Security, seeks presidential approval for the use of $250,000 of Mutual Security funds to facilitate the movement of selected Chinese refugees now in Hong Kong to Formosa and other suitable，March 20, 1953， Document Number: CK3100325915.
[18]DDRS, Paper regarding U.S. psychological exploitation of the U.S. refugee programs in Hong Kong，April 26，1954， Document Number: CK3100477387.
[19]DDRS，Far East Refugee Program in Hong Kong and other areas of Asia，September 20,1955, Document Number: CK3100598708.
[20]Dwight D. 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NSC5706，February l3，1957，Box 20, NSC Security Policy Paper.
[21]Dwight D. 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313th Meeting of NSC, escapees and refugees，February 21, 1957，Box 8.
[22]National Archives，Telegram，June 8，1954，511.46G3/6-854，RG59，Box 2376.
[23]Dwight D. 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Six Semiannual Report of the administrator of the Refugee Relief Act of 1953，1166，L956，Box 573，Official Files.
[24]National Archives，Telegram，October 2，1952，511.46G3/10-252，RG 59，Box 2376.
[25]Lin Ye，In China’s Shadow: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Toward Hong Kong, 1945~1972，Doctor 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2000，p.184.
[26]DDRS，Background material on U.S. economic assistance to Hong Kong’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Program，September 23, 1955，Document Number: CK3100598727.
[27]National Archives，Educational Exchange: Estimated Budget，FY L958，July 11，1956，51146G317-1 L56，RG 59，Box 2505.
[28]National Archives，Educational Exchange: Hong Kong’s Fiscal Year 1960 Country Proposed Program， August 29，1958，51146G3/8-2958，RG 59，Box 2505.
[29]DDRS，NSC5717，U.S. Policy on Hong Kong，July 17，1957，Document Number: CK3100245914.
[30]DDRS，NSC6007/1，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Hong Kong. June 11，1960, Document Number: CK3100232061.
［作者简介］郭永虎，教授，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30012。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以来西方报纸涉藏报道研究》（12BZS088）和《后冷战时代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对亚太区域安全格局的型塑研究》（14XSS008）的拓展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