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满到去世，我成为惟一的采访者

　　不过，当第一次采访结束时，我希望给他拍些照片。他一听，直摇头，说他平时就不爱拍照，何况现在这种处境之中，更不拍照。我却以为，失去为他拍照的机会，极为可惜。我说，“随便拍拍”吧。他不表态，似乎就意味着默许。我就拿起照相机，拍了起来。他呢，木然坐着，毫无表情。我拍了几张之后，他就说：“够了吧！”我就遵命不拍了。

　　此后，我又一次次采访他。在采访中，我们变得熟悉起来。即便是这样，我仍很注意，先是谈远的事，谈他愿意谈的事。到了后来，才渐渐进入一些敏感的话题，进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他精神不错。有时，他与我一口气谈四小时也不觉疲倦。

　　他变得十分有趣。比如，有一天我向他告别时，他忽然喊住我，说有两点补充。我站住了，他却怎么也想不起要作哪两点补充。才几秒钟以前的事，他竟忘了！他只得说，你翌日早上来，我再告诉你。可是，第二天清早我来到他家，他居然连昨日所说有两点补充这事也忘了，说自己没讲过作什么补充！然而，谈起往事，特别是童年时代、青少年时代的事，他的记忆屏幕显得异常清晰，就连当年郁达夫对他的诗改动了哪几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托我回去他查阅他平生的第一篇、也是惟一的一篇小说，我查到了。那天我给他带去复印件，念了一遍。他显得非常高兴。那篇小说勾起他许多回忆，他很兴奋地和我谈着。

　　我见到苏联汉学家费德林的回忆录，内中有几段写及陈伯达在跟随毛泽东访问苏联时的情况，我念给他听。他听得很仔细。一边听，他一边插话，回忆当时情景。

　　他后来终于能配合我，让我为他拍照。有一回，我说：“陈老，你能不能把帽子摘掉？”

　　他居然破天荒摘下帽子让我拍照，甚至还拿起报纸，摆好架势让我拍。

　　在他去世前几天，正值中秋节。那天，陈伯达特别高兴，我拍到了一张他大笑的照片。

　　那天，他还用毛笔在宣纸上题诗赠我。想不到，这成了一生的绝笔。

　　七天之后——1989年9月20日，85岁的陈伯达在吃中饭时突然心肌梗塞死去。

　　我庆幸，在陈伯达人生的最后一年——从刑满到去世，我作为惟一的采访者，多次采访了他……

（摘自《历史在这里沉思:我的书房“沉思斋”》，叶永烈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