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要求采访不要录音

　　我坐在另一张沙发上，隔着茶几跟他相对而谈。我说：“陈老，我早在1958年就见过你！”

　　“哦，1958年，在什么地方？”陈伯达用一口浓重的闽南话说道。幸亏，我能听懂他的话。

　　“在北京大学。”我答道。

　　于是，说起了往事：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陈伯达来到北京大学大膳厅，向全校师生作报告。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坐在台下听他的长篇报告。

　　“当时，你带来了一个‘翻译’，把你的闽南话译成普通话。我平生还是头一回遇上中国人给中国人作报告，要带‘翻译’！”我说及当年的印象。

　　陈伯达哈哈大笑起来。这样，原本是尴尬的采访，一下子气氛变得轻松起来。我开始向他说明来意。其实，他事先也知道我的来意。这位“大秀才”此时引经据典起来，说：“列宁不相信回忆录。”

　　我当即答道：“我不是为你写回忆录，我是希望你能够答复我的一些问题。我研究过你的著作，也查阅过你的专案材料，有些问题不清楚。你是历史的当事人。你慢慢地，愿意说多少，就说多少；愿意谈什么，就谈什么。我相信，你对我的谈话是会很有价值的。”

　　他思索了一下，不作正面答复。他开始反过来问我一个问题。他问我，有没有看过他关于孔子的文章？

　　我明白，他在考我。我当即回答，看过，那是你到延安以后写的。主席（我知道他习惯于称毛泽东为主席）读后，还为你的文章写了三封信，其中的两封是由张闻天转的。

　　他一听，显得满意，知道我刚才所说研究过他的著作，并非随便说说。

　　我也就趁机问他，你是怎么会成为主席秘书的？

　　这一提问，是我事先想好的——从采访的技巧而言，这叫“切入点”。切入点的选择，必须非常恰当。我选择了一个他最乐于回答又最能回答的问题作为切入点。倘若问他“怎么与林彪勾结”之类问题，那么非砸锅不可。

　　果真，他非常乐于回答这个问题，说起了是怎样进延安，怎样第一次见到主席，怎样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怎样引起主席的注意，主席怎样在那天留他吃饭……

　　我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在接受我的采访。他所说的情况，是任何有关的档案或文章中所没有过的，是很重要的回忆。我赶紧拿出了笔记本，然后拿出录音机，放在他的面前。

　　他一见录音机，有点紧张起来，说：“我们随便聊聊可以，不要录音。”

　　我只得从命。我明白，这时候不可强求——尽管录音对于采访以及保存资料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继续跟我“随便聊聊”。我请他谈他的笔名“伯达”的来历，谈他的笔名“周金”、“梅庄”、“史达”等的来历。他都很乐意回答。他知道，我能提出这些问题，显然我对他的历史相当熟悉，知道我是做了充分准备才来找他的。这些笔名虽然档案上都有，但是，却从无关于这些笔名来历的记载。他这些“随便聊聊”，在我看来，是很有史料价值的。我问他，本名是不是叫“陈尚友”？他摇头。他说，“尚友”是字，本名“陈建相”。由此，他说起他的哥哥，说起父母，说起家世，说起故乡福建惠安，说起自己的童年……这些，也都是档案上语焉不详的。我以为，不录音是很大的损失，因为笔记毕竟会漏掉很多珍贵的内容。我再三向陈伯达说明，出于工作上的需要，还是录音为好。我向他保证，这些录音只是供我工作上用，不会外传。他终于同意了。

　　我把录音机取出来，放在他面前录音。

　　不过，后来他在谈及一些敏感话题时，常常会关照我一句：“录音机停一下。”

　　我当然照办。他谈了一段话之后，又会关照：“现在可以录了。”

　　我于是又摁下了录音机上的“REC”键。我很尊重他的意见，他也就乐于跟我谈话。

　　这样，我的采访变得顺利起来，不再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