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根森进一步完善的新二元经济模型，强调农业剩余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创立了一个新的二元经济模型。乔根森否认农业有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的剩余劳动存在，也不认为农业与工业的工资水平是固定不变的。与刘易斯等人一样，乔根森也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他假定，农业中没有资本积累，工农业生产都随时间而自动增加。这种不增加要素而增加产出的现象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乔根森假定技术进步是中性的。在这个假定下，乔根森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人口增长取决于人均粮食供给。当粮食供给充裕时，人口增长率将达到生理最大值。如果人均粮食供给超过最大人口增长率，就产生了农业剩余。农业剩余使得总人口中有一部分人口从土地上释放出来生产工业品，这样，农业劳动力就开始向工业部门转移，其转移规模必须与农业剩余的规模相适应。就工业部门来说，只要工业部门存在一定量初始资本，那么这种由于农业剩余而造成的劳动力转移就会给工业带来增长；只要农业剩余是递增的，那么工业部门的增长也持续下去。农业剩余越大，劳动力转移规模也就越大，工业部门就越有可能更快地发展。因此，乔根森认为农业剩余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由于工业扩张总是伴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率的上升，所以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不断上升的。为了引诱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工业工资又必须高于农业工资，二者的差异保持一定比率。因此，随着工业工资上升，农业工资也必然不断上升。与刘易斯模型相比，乔根森以农业剩余为基础，把农业剩余看作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前提条件，这就更加强调了农业进步和农业发展对工业以及整个经济发展过程的重要作用。在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农业剩余也是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关键因素，但拉尼斯和费景汉所说的农业剩余是与剩余劳动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与乔根森的以最大人口增长率为前提的农业剩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乔根森否定了固定工资假定，更看重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点也比刘易斯或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更接近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但是，乔根森模型也有与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同样明显的缺陷，如它们都忽视了对农业的物质投资和城市失业问题等。

　  结构转换理论认为，城市化与工业化、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协同性、一致性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1975年，发展经济学家H•钱纳里和M•塞尔昆出版的《发展的模式：1950-1970》，通过对101个国家1950-1970年数据资料的分析（见表1），揭示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呈现出有规律的变化，勾画出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转变的“标准型式”。分析表明，通常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低时，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主，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随着经济发展，制造业、服务业增加，农业产值份额下降和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资源和要素向城市集中，通过空间聚集效应推动城市经济增长和城市规模扩张，人口也从农村逐渐转移到城市。如果城市化水平没有随着工业化水平同步提高，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将表现出一种畸形偏差，将对城乡协调发展和长期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表1 多国模型的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

　　　  　　　　　　　　　　　　　　　　　　　　　　　　　　 单位：美元、%

人均GNP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制造业占GDP比重	工业劳动力份额
<＄100	22.0	12.5	7.8
＄200	36.2	14.9	16.4
＄300	43.9	25.1	20.6
＄400	49.0	27.6	23.5
＄500	52.7	29.4	25.8
＄800	60.1	33.1	30.3
＄1000	63.4	34.7	32.5
>＄1000	65.8	37.9	36.8

　  注：人均GDP按1964年美元计算。

　  地理二元结构理论认为，政府积极引导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对于保持城乡协调发展至关重要。缪尔达尔在《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中指出，由于经济发展带来商品、资本、人员、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会使先进的地区更先进，落后的地区更落后。为了避免“循环累计因果关系”的影响，防止地区发展中出现两极分化，不能消极等待市场力量发生作用，必须由政府制订相应的政策，刺激和帮助落后地区加快发展。[1]地理二元结构理论充分肯定了政府在城乡统筹中的重要作用，成为城市化理论中城乡协调发展的经典理论。这也成为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并引导公共资源向农村流动，进而发挥政府在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城市偏向政策[2]。城市偏向论的创始人利普顿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城市偏向政策：一是价格政策，二是支出政策。他指出，支出偏向是因某种经济结构而加剧的，在这种经济结构中，乘数效应在城市地区比在农村地区更强；价格平行线则是由于农村地区物价的上涨而加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利普顿指责的是政府对农村的忽视而不是具体的政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等人进一步将政府城市偏向的政策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1）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贸易政策和价格政策）扭曲了经济信号，这种政策想把非农产业附加值提高到世界平均价值之上；（2）政府把投资基金主要配置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不考虑在非城市区域也可以获得较高回报率的可能性；（3）在城市区域（尤其是在主要的城市），公共部门的就业已经达到了那种任何一种效率标准也都无法证明其合理性的程度（保罗，2003）。城市偏向政策的普遍存在，导致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城乡差别，只是差别程度及形成原因有所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