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课题从纵论与综论两个维度，对60年间中国共产党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展开研究。历程研究篇为纵论，共四章，即每个发展阶段为一章，力求按照较一致的框架，即以“三农”政策目标与实现路径选择为主线，展开对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之路的回顾和讨论，如此，既突出主线，又可以克服对史实取舍和研究的随意性，特别是避免有意识的一叶遮目。综合研究篇为综论，共四章，对中国共产党在“三农”政策选择上的理论发展与创新、重大决策、政策演变动因进行系统梳理和辨析，并就未来现代农业、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与政策选择进行前瞻性讨论。

　  第一章“农业社会的‘三农’政策目标与实现路径选择”，就新中国成立起至国家工业化战略实施前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探索进行回顾和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三农”政策目标及其实现路径的选择，是基于中国处于农业社会及其“三农”问题的历史性而做出的。本章讨论的问题及形成的结论主要有：虽然地主拥有较多的土地，但这并不是为追求规模效益而形成的规模经济，而是土地所有的高度集中和使用的高度分散，实质仍是小农经济，土地改革是对规模经济的破坏的观点难以成立；以土地改革为路径解决“三农”问题的抉择是历史性的重大抉择；土地改革具体政策的选择有两个明显的主线，一是土地改革中各项具体政策的选择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土地改革中各项阶级、阶层政策都以构筑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使得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成为低成本的制度变革；土地改革既是一场深刻的经济变革，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石；无偿渡让土地产权的土地改革，是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中能够使农民的土地无偿渡让到集体经济组织的政策基础；农业生产合作化中土地产权渡让的完成还表明，土地改革中无偿渡让土地产权所确立的农民土地所有权，是一种不完全的所有权。

　  第二章“国家工业化战略下‘三农’政策目标与实现路径选择”，就国家工业化战略实施起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探索进行回顾和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三农”政策目标及其实现路径的选择，是基于国家工业化与解决“三农”问题的双重使命，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及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做出的。本章讨论的问题及形成的结论主要有：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并非是政府所明确的政策目标，而是一系列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政策及制度安排的结果；在农产品的计划生产、收购上，中国的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与加拿大农产品行业协会的配额管理制度有相似之处，但中国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对农村经济的运行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与加拿大农产品行业协会的配额管理促进产业发展和实现农民增收形成反差，究其原因，是由于两者制度背景不同、制度产生的动因和功能不同、计划管理的主体不同、实施范围不同所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其初始动因是在农业养育工业政策下，通过倡导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集体经济的精神，以应对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不足的问题；作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特别是农村人民公社的组织制度安排，一些政策目标得以实现，包括保障了农业剩余向工业的顺利转移和农业向工业提供农产品原料，也包括将大量农村资源动员、整合起来大规模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购置机械装备农业、推进农业技术改造、兴办社队企业、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等；政社合一、统一经营、集体劳动、按工分分配的农村人民公社，由于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自主权缺失、农民财产权的无偿渡让、按劳分配难以实现而使得投入与收益的离散，是农民积极性遭受严重挫伤的直接原因，也是农村人民公社最终被废除的深层次动因。

　  第三章“向工业化中期迈进时期‘三农’政策目标与实现路径选择”，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至十六大前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探索进行回顾和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三农”政策目标及其实现路径的选择，是基于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已初步建立、“三农”的发展严重滞后及以赋权与放活为内核的改革而做出的。本章讨论的问题及形成的结论主要有：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首获成功，是农民寻求解决生存之计、国家寻求解决农业这一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约束、意识形态转变和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易操作性，特别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显著的增产增收绩效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改革，又联动引发了农村财产权、收入分配、农民购置大中型农机具、雇工、个体经营、私人经济、城乡就业、基层政权组织、农民负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产业化经营等一系列制度变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实施，不仅解决了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投入与收益的离散而挫伤了农民积极性的问题，还为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奠定了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业规模经济的实现形式之一，是农业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之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以赋权与放活为内核的一系列农村改革、制度创新及自身机制灵活等诸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名称、领导机构、产权制度、集体资产经营方式、集体收入来源、财务管理、功能、村干部职业化趋势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结构转换视角分析，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重大结构的转换是农村改革更具深远意义的成就，成为当今及未来较长时期“三农”发展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的前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