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中央全会”现象，体现的既是对这次全会的关切，又是对中央在全局上和重大判断、决心及举措上的认知与认同

　　解析“走近中央全会”这种最新景象，是很有必要的。走近中央全会既是对一次全会具体内容和成效所表现的关切，又是对中央在全局上和重大判断、决心及举措的认知与认同，扩大而言，更是表现了对我国政治发展动向的注重与关切。这同“文革”之后，在社会上一时所谓“远离政治”、“告别理想”之说盛行，根本不同；也同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由于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90年代初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致使党内外许多人误认以为无须要“讲政治”，甚至有的干部也只是“讲赚钱”的状况，大相径庭。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当我们把走近中央全会视为当代中国一种重要政治现象的同时，丝毫没有忽略深藏于其后的具有基础意义的经济发展以及广义上的各种社会文化发展动向。它们之间是融通和互为作用的。人们越来越趋走近中央全会之日，亦即党和政府以主动姿态，努力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扩大民主、改善民主之时。这绝不是偶然的，走近中央全会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当然，我们所说走近中央全会，只是泛指一种大潮流、趋势、动向，而实际社会生活中，不同界别、不同层次、不同人群之中，自然是有区别的，不但重视程度不同、关注内容也有相异。但也并非无规律性，乃至杂乱无章。事实上，在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些年中，两届中央及十二次中央全会，除两届首次全会系属大会的延续，按照程序在中央委员会中遴选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总书记，批准中央书记处、中央纪委、中央军委以及组成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等。嗣后，各次全会涉及政府工作机构设置、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等等，都是事关全局，都属党和国家生活大事，因而引起注重是必然的。中央全会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已经越来越加重要，尤其是同广大公众直接利益、具体利益关系越多，也就越加受到关注。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十一五”规划建议，六中全会的社会和谐部署，十七届四中全会的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决定和即将举行五中全会提出“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关注度达到了最高值，就是很好证明。事实表明，有关民主民生内容多少同社会公众的关注程度是成正比例的。由此，也再次证明了人民是讲求实际的，党的决策只有是求真务实的，才能受到人民关注拥护。

　  ■中央全会之所以成为广大群众关心的会议、成为媒体聚焦的会议，其原因在于得人心

　　必须指出，执政党的中央全会成为广大群众关心的会议，成为街谈巷议、媒体聚焦的会议，并且在多数人中都是以正面、积极的态度，存有许多期待和希望的会议，这是为什么？这就叫做得人心嘛！这对我们这个已经执政多年并将长期执政的党来说，应该看作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下情上达、上情下达，是一个多么重要的进步。试想，如果是人们对执政党的中央会议看作与己无关，甚至采取“冷眼旁观”态度，甚至像过去有时候曾出现的“三缄其口”“万马齐喑”，难道这样能说好吗？！当然不好！我们所以说是不好，一者同我们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属性不符合；二者同社会发展、时代潮流也相悖逆。在当代社会日新月异的条件下，党的活动与人民的关注度，除了政治心理因素之外，的确还有技术因素，那就是在纸质媒介之外，包括电话、网络、视图等等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党务公开，从封闭走向开放，而社会公众对执政党关注，从疏离到知悉，乃至接近和参与，这是势所必然。由于关注，扩大了公众参与的几率与空间；由于关注，加速了破除“神秘感”，增加了“党务公开”的透明度；由于关注，密切了上下关系、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巩固了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由于关注，减少了隔膜，把许多不和谐因素降低到较少程度，最大程度地调动积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或可认为：人们关注中央全会，何尝不是中央全会贴近人民的结果！然而，仅有一种党的主动，还不足以形成这种局面，同时需有人民的主动，还有第三方即媒体的主动。党的主动得益于明智，人民的主动得益于开化。二者结合互为因果、构成赋有以人为本深意的积极的“双向沟通”，加上不可或缺的媒体的中介及传播作用，从而形成一种顺应时代潮流的政治生态进化。所有这些，最终当然都是由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是坚持党的领导和维护人民主体地位的执政理念的必然结果。对于中央全会的关注，必然也就带动了对公众所在地方和部门工作的关切。也就是说，中央的决策在本地方或本部门执行或落实得怎样呢？人们正是这样用以观察、评价或考验一个地方、部门，乃至一个领导者的作为。这种影响或可认为非始料之所及。正是如此，我们就不能不尤其重视“关注中央全会”这种现象的全部蕴含及其发展。

　　可以说，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对中央全会的关注，事实上已成为一种重要资源，一种对党的支持、激励和监督的力量。一个地方、部门的成熟的领导者，应当有意识地把这种趋势和现象作为宝贵资源去加以推进和强化，使自己处在更加主动的地位，引领民主政治健康前行。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