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取向，在政治发展的问题上也有存在。这涉及人们对于人类政治生活的认识。但不管如何，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寻求平衡，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主要表达如下三个观点。
　　第一，当前我国社会的价值失落、越来越严重的认同危机和信任危机，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揭示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些弊端，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并且在一些重大事项中充分发挥了“举国体制”的威力。然而，近年来我们似乎不再提依然存在的那些弊端，甚至还认为这正是我们成功的缘由。这种倾向正表明了我们的价值失落。之所以这么认为，主要有三点考虑：一是把经济的增长等同于政治的有效性和体制的优越性，忽略了政治生活自身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秩序。二是要充分注意到我们为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这是我们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前提。三是经验表明，我们提炼出的一些概念往往得不到社会的积极认同，很多无法被解决的事情往往被一些人无奈地冠之以“中国特色”。在上述背景下，我们政治学研究有必要注重价值回归，有必要审视政治发展的价值问题。
　　第二，确立良好的价值取向，获得广泛的价值认同，是我国政治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必要基础。政治价值观这类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和思考的话，会影响到很多问题的解决。理论逻辑和实践经验表明，政治不是一种手段性的东西，良好的政治生活是人类良好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注意到政治的价值取向和政治价值目标是我们发展、进步的基础。从思想史来看，没有一个思想家把政府的目的仅仅看做创造财富。提升物质生活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更重要的政治目的应该是塑造良好的公民、良好的社会，为人类的美好社会生活创造良好的制度和秩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应该为人类道德秩序的升华发挥积极的作用，法律等政治统治的手段不能违背人类的道德秩序。换言之，道德秩序的实现是国家的基本功能。
　　第三，努力推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为人类的政治文明作出积极贡献。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为人类发展负起责任。我们已经在应对金融危机、举办世博会等重大问题上为人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我们在为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方面也有义务和责任。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应该比任何社会具有更为普遍的、崇高的政治价值。马克思恩格斯讲全人类的解放，这就是最高的政治价值。但是，这样的政治价值需要实实在在的进程和踏踏实实的步骤。
　　在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探讨，如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政治价值上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现有的价值观、政治架构、政治经验？全人类是否存在共同的政治价值？如何认识和处理当前政治利益和根本政治价值的关系，二者如何衔接？如何将一种政治价值观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行为？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以及经济不断增长的进程中，我们的政治领域确实还存在着一些固有的问题，政治发展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现在看来，对于我们政治领域的一些问题，用等待的办法来解决肯定是不恰当的；用传统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也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要真正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必须牢固确立其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并基于这样的目标，进行深刻的体制转化。如何在有效治理的同时，探寻并遵循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为人类的进步和文明作出贡献，应引起政治学者的高度重视。（桑玉成为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