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个问题，判断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趋势和走向，它不是思想家或学者在思辨逻辑中设计出来的，而是要依据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探索实践和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规律。判断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趋势和走向要从经验和实际出发。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客观因素需要考虑：第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有主题的。中国的现代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是搞经济建设这件事情，政治体制改革也要围绕发展经济这件事来进行。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一套基本政治制度框架的，这个制度框架具有刚性的约束力。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十六大把它规范表述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如果脱离了这个宏观制度框架，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依据就不存在了，改革的性质也会出现问题。第三，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社会基础比较低。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始终。第四，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还面临着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挑战，这给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巨大的外部压力。

　　思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趋势和走向，一定不能忽视这四个因素。这四个因素，是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制约性条件，但同时这四个方面的制约因素也给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动力、边界、理性、机遇和资源。比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搞政治建设，它实际上不断对政治体制提出相适应的变革要求，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压力和动力。而制度框架的约束，给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制度边界。怎么搞才能使我们原有的制度更加优化，如何挖掘现有制度的潜力，把原有的政治制度资源充分的利用起来；如何根据不断发展的需要实行制度创新，实现在原有基本政治制度基础上的增量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要求我们现在不能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抱不合实际的过高奢求，不能用最发达国家的社会条件来考虑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发展问题。中国必须从自身的经济社会基础出发，考虑怎么做才是现实的、可行的，才能取得我们希望的成效。第四就是国际社会的挑战和压力，中国确实存在如何排除敌对势力和消极的外来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和渗透问题，同时全球化也给我们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对外开放和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也使我们的视野和眼界更加开阔、更加容易理解和吸收发达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有益成果，这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丰富的外来营养和资源。

　　三

　　第三个问题，中国有没有形成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新政治体制框架？中国有没有在政治体制上形成中国自己独特的一套东西，有没有形成人们现在谈论的“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各异。根据我的研究和体会，我认为共和国60年，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在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初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已经初步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也初步形成了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政治体制结构框架。这个道路和新政体框架，我把它概括为“四个要”和“两有特色”。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有四对关系贯穿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全过程：第一，如何处理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政治建设的关系问题，这实际上是个科学发展的问题。第二，如何处理好人民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个民主建设的制度供给的问题。第三，如何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问题，这实际上是如何实现有效执政和满足民权需要的问题。第四，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如何处理好文化冲突和融合的问题。这四个问题经过30多年的改革探索实践，已经有了基本结论和经验。我把它概括为“四个要”：第一，民主政治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人民民主要制度化和法律化；第三，要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第四，要用科学社会主义统领文化融合和制度创新。[2]这“四个要”所构成的制度框架和政策框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我给它另取一个名字，叫做“中国民主共识”。中国的民主共识就是在前面提到的四个约束性条件下形成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也是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框架。它从大的框架和原则上回答了如何实现把市场经济竞争优势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有机统一或相结合的问题，包含了中共十六大对中国民主政治性质和发展趋向的概括，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