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考虑1979-1989年、1990-2010年两个时段，具有广义政治观和狭义政治观两个视角；判断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走向和趋势要考虑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个主题、现有制度框架的约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国际社会的挑战和压力等四个因素；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四个要”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有效执政”和“有序参与”的新政体框架；“星火燎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路径。

　　本文主要讨论四个问题：第一，从一个什么视角来评价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第二，判断和思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走向和趋势，要考虑哪些制约性因素？第三，中国有没有形成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新政治体制框架？第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究竟选择的是一条什么样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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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问题，评价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两个必须考虑的时段：一个是1979年到1989年；一个是1990年到2010年。

　　第一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基于吸取建国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尤其是“十年动乱”在政治建设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要解决的问题是如邓小平所说的：官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纵向的是地方和基层缺乏自主权和积极性，横向的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干部老化缺乏活力。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是这一时期认识和政策的集中体现。所以这一时段邓小平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主题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目的是建立能够克服权力过于集中、充满活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现在从实践成果层面评价第一时段的改革，我认为在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恢复文化大革命以来遭到破坏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调整和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权力下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第二时段的改革，针对的是“六四风波”后的国内国际形势，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问题的提出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从1992年起，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现在回顾近20年来的变化，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们对这个问题才看得比较清楚。1992年党的十四大开始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突出强调邓小平的“人民民主要制度化和法律化”的思想，实质是把维护政治社会稳定突出地提了出来。在发展、改革、稳定三者关系的排序中，稳定超越了改革升到了第二位（这也符合党的基本路线的定位）。当时所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重点是强调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如人大制度、政协制度）的坚持、完善和发展，实质是为了保持中国宏观政治制度的稳定，并在稳定的基础上对基本政治制度进行完善和优化。

　　为了不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必须保证政治体制的宏观制度稳定。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市场经济体制对政治上层建筑提出的变革需求，改革完善政治体制。所以，从1992年十四大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发生了变化。由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变成了权力如何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有效执政问题。把单纯的政治领域的问题，拓展为政治领域与经济社会领域的相互关系问题。过去是以权力改革权力，分权改造集权，仍然是在政治权力框架内打转转；现在是以权力服务权利，民主服务自由，政治权力服务于经济建设。正是从政治建设服务于经济建设出发，近20年来，基层民主和村社自治建设有了蓬勃发展；主导和服务于市场经济的有效执政和有效政府建设得到不断加强；规范和服务于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日益完善；人大制度、政党制度的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运作程度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建设也得到不断推进。

　　这种围绕经济建设需要开展的政治建设，不仅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落到了实处，还实现了在今天看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家政治和经济这两大领域结构关系的重大调整。就是把政治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两个优势的结合，既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又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超越，创造了一种新的“一国两制有机统一”的国家制度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