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申富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博士后、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讲师 北京 100009

　　1946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并召开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致使抗日战争胜利后和平建国的希望完全破灭。“中国人民只剩下一条路可走”②，那就是彻底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因此，1947年1月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新年祝词中指出：“在不久的将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要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③5月30日，根据“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蒋管区人民斗争日益高涨”的形势，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④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同时也拉开了中共创建新中国执政准备工作的序幕。

　　一、组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确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对于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毛泽东早在1940年1月就有过论述。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分析了当时世界上存在的三种基本国家体制：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和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根据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他指出，中国革命的结果只能采取第三种形式，即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他强调指出，在当前的中国“只能采取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家形式”，而且这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⑤对此，1949年6月30日，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进一步作了说明：中国不搞“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这是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⑥。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建立，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⑦从当时各方面的力量及实践来看，只有也仅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的根本保证。

　　1947年11月，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怖政策下，中国民主同盟被迫解散。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真面目，于是“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我们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向我们找出路，跟国民党走的很少了”⑧。根据形势的发展，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发出了“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⑨的号召。这一号召，得到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党派和团体的热烈响应，他们纷纷来到解放区，准备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1月，各民主党派和著名民主人士联合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明确宣告：“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⑩1949年3月至7月，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总会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相继成立；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8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哈尔滨恢复。同时，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等组织的筹备会也先后成立。这些全国性群众团体的组成和全国会议的召开，不仅表明“工农基本群众、就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以及其他爱国人士，都已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11)，而且通过这些全国性群众团体把社会各界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做了重要的组织准备，同时也为中共确立执政地位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准备。

　　随着条件的成熟，1949年6月15日，23个单位的134名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其中：中共党员43人，进步人士48人，中间人士43人。对此，刘少奇说：“共产党对政协筹备会可保障绝对的领导。”(12)在这次会议开幕式上，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13)可见，这次会议不仅是新政协的筹备会，也是新政府的筹备会，还是未来在新中国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全面建设的筹备会。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将新政协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同时决定邀请45个单位、510名正式代表、77名候补代表、75名特邀代表，共662人参加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14)其任务就是在中共的领导下“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15)。9月29日，大会一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又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再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些文件的通过，奠定了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后执政的法理基础，也在事实上确立了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执政地位。

　　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新中国目标的实现，符合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继续赢得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和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的执政党，是中国人民在长期斗争中的必然选择，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二、建立新的政权体系，形成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体制机制

　　1948年5月，随着形势的发展，根据华北各大解放区已经基本连成一体的有利条件，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并要求“两区合并后，必须一切统一，一直统一到村，为将来中央的全部统一打下基础”。刘少奇强调：“两区合并后的方针是建设”，“战争、生产、土改、建政、人民法庭、人民代表会等等一套办法和经验，也要靠华北”。(16)1948年8月7日至19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华北解放区施政方针》和《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及《华北区村县人民政府组织条例(草案)》等文件，并统一了各项规章制度。其中，《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第二条规定：“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由本届华北临时代表大会及其后举行的华北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之。”“华北人民政府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三人，由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互选之。”(17)《华北区村县人民政府组织条例(草案)》规定：“村县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政权之村县机关”，“由当地全体村民共选之。”(18)可见，这些权力机构都是由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直接选举产生的。因此，当时董必武曾说：“它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型”(19)。9月，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并根据《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第七条规定设立了“民政部、教育部、财政部、工商部、农业部、公营企业部、交通部、卫生部、公安部、司法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华北人民法院、华北人民监察院、华北银行、秘书厅”(20)等政权机构。这些都为后来新中国中央政府基本架构的确定提供了参考。

　　薄一波后来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一书中也提到：“中央交给华北人民政府的任务是：把华北解放区建设好，使之成为巩固的根据地，从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摸索、积累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为全国解放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准备”(21)。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实际上也就是中共为“在全国掌握政权做好了准备”(22)。1949年3月，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1949年8月，东北人民政府在沈阳成立；另外，其他解放区也进一步整合扩大。这些解放区的人民政府，都实行了党、政、军、财政的统一领导，是具有人民民主性质的局部政权，它们的建立事实上都为建立全国统一的新政权奠定了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还尝试开始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47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内蒙自治政府非独立政府……内蒙民族自治区仍属中国版图”(23)。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顺利成立，为中共确立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和建立区域民族自治做了经验准备。在此基础上，经过广泛的论证，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的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民族自治机关”(24)。这意味着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将成为未来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使新政权的执政体系更加民主、完善和科学。

　　随着形势的顺利发展和创建新中国的需要，并结合苏区和抗战时期局部执政的经验，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称“九月会议”)，毛泽东提出未来新政权的体制应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关于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指出：未来新中国“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而且是“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的制度，“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25)因而在九月会议上，中共确定了“新中国既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立等，又不能照搬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形式，而应该实行基于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26)。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因：“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他强调：“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27)这些都为后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奠定了基础。

　　同时，中国革命的实践表明：没有强大的统一战线，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目标也是不可能顺利实现的；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也认识到，没有中共的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建立新中国更是不可能的。在1948年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542名代表中有166名民主人士，大会主席团33名成员中有民主人士14人。在会上，一些民主人士献言献策或担任相关重要职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民主人士何思敬、刘奠基提出了在全国“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全国性联合政府”的提案，并被采纳；民主人士蓝公武担任了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民政部长、陈瑾昆担任了法院院长。可见，“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过程中形成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政制度，初步形成了新中国多党派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28)根据中国各民主党派同情、支持或参加革命的历史与现实情况，中共决定与党外人士长期合作，这一方针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得到确立。这就为1949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通过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做好了政治上的准备，从而使中共执政的体制机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以上可见，中共在领导创建新中国期间，从中国实际出发，结合实践经验，设计形成了一套中共领导下的科学的执政体制机制：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是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国家结构形式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29)这些体制机制的建立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执政道路中践行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三、为全面执政实施新的方略，及时推进工作重心的转移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为了尽快建立新中国，实现全面执政，中共在发展农业生产和城市工作中积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和方略。

　　一方面，组织农民进行互助合作。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和兵员需求的加大，解放区在发展农业生产上面临着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匮乏的实际情况，因此，解放区组织农民采取了“有人力的出人力，有生产工具的出生产工具”及“工换工、牛换粱”等互助合作的方式，克服了当时面临的困难。据统计，到1949年，山东解放区互助组织达478145个，参加的农民达207万户，占总户数的21.3％(30)；华北解放区冀中的13个县共组织了互助组织12700个，参加的农民达49500户(31)。1948年，东北解放区的互助合作保证了农村中10％至15％缺少劳动力的农户种上了庄稼(32)。

　　另一方面，从经济上积极扶持农业生产。一是采取财政扶持，从税收方面鼓励开荒。比如，华北解放区规定：“垦种生荒地，免征农业税三年，垦种熟荒地，免征农业税二年”(33)等税收优惠政策。二是采取金融扶持，发放农业贷款。如晋绥解放区在1948年的生产救灾中，共向农民发放贷款200亿元(西北农民币)(34)；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冀南银行仅1947年就向农民发放农业贷款120亿元(冀南人民币)(35)。另外，华北解放区还对农业实行了低息贷款和主要以粮食、棉花、油料为主的贷实收实的实物贷款等。

　　这些措施，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解放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对解放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据统计，从1946年8月到1949年8月的三年间，东北解放区恢复和扩大耕地213.6万余垧，1947年每垧耕地平均产量达到1500斤，到1948年增加到1920斤(36)；华东解放区1948年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消灭了一半以上的荒地；晋绥解放区1948年平均获得了八成年景，华北解放区获得了七成年景，达到抗日战争以前平均水平的80％；晋西北到1949年从没有纺织业已经发展到“村村织布，户户纺纱”(37)；到1949年，东北解放区粮食产量达到1414万吨。1949年，黑龙江虽然发生了自然灾害，但粮食每垧产量依然达到2000斤。东北解放区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缴纳公粮686万吨，华北解放区缴纳公粮129万吨，陕甘宁、晋绥、晋南解放区三年支援前线粮食34万吨。(38)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曾指出：因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所以“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39)。而以上这些做法，为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农业的社会化生产提供了必要的经验。

　　中共深知，城市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只有最终占领城市才能彻底实现革命的胜利，掌握全国政权。然而，占领城市和管理城市绝对不是一个概念。中共明白，“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40)。因此，接管城市后，能否保证城市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行，也就成为中共能否实现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一个关键。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其实是对中共未来执掌全国政权的一个重大考验。

　　1947年7月，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指出：在城市中，我们是打倒官僚资本而保护民族工商业(41)。然而，由于中共长期在农村生活和战斗，许多干部不熟悉城市工作，在接管中将农村土改的经验搬到了城市里来，盲目搞起了平均主义，从而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混乱。1947年8月，张闻天在东北局召开的首次城市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城市在城乡互助合作中领导乡村，其实质就是：工业与农业并重，工业领导农业；工农联盟，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离开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城市工业和城市工人阶级，社会不能前进，社会主义也不能实现’。”(42)以上都说明了城市对于中共全面执政的重要性。因此，1948年2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时又强调指出：我们在城市工作中的“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43)。因此，在同年4月5日第二次攻克洛阳时，毛泽东要求首先要注意保持城市的正常运行和生产生活。他还强调：“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一切作长期打算”等(44)。6月，中共中央又在批转《东北局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中再次强调：不能还是以游击战争的观点和农村的观点来看城市。为进一步防止接管城市出现混乱现象，中共决定“在新占领的城市实施短期的军事管理制度”。(45)11月28日，陈云在《接收沈阳的经验》中总结提出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46)，从而基本解决了快速接管城市而出现的问题。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1948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指出，为实现战争的胜利，“必须尽一切可能修理和掌握铁路、公路、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47)。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移到了城市，开始了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他再次强调：“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否则“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48)可以看出，这个时候，中共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是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一个必然要求。随着这些政策的落实和相关经验的推广，中共接管城市和恢复城市生产生活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城市也出现了新的生机。以上海为例，1949年5月上海解放，到9月时，宋庆龄认为：“现在中共正在进一步证明他们在城市中的领导力量。”“上海市军管会对于十二年来使人民受尽痛苦的可怕的通货膨胀问题，已经加以有效的解决。军管会时时刻刻照顾着人民的需要。为了保障人民的积蓄与生活而实行的折实储蓄的办法，以及其他财政经济上的措施，已经使新发行的货币，获得了人民的信任”，“而最后的收获是成功。”(49)以上说明，中共当时已具备了管理城市的基本能力，从而为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后执掌全国政权奠定了的基础。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中指出：“全党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有系统地学会了在农村工作中，在城市工作中和在军事工作中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有系统地纠正了右的和‘左’的偏向。许多同志在过去长时期内没有学会的东西，一个年头内都学会了。这样，就使党的总路线在全党内能够贯彻地执行，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这是我党政治成熟度的极大的增长。这样一件事就指明：我党在不要很久的时期内是能够有把握地取得全国政权的。”(50)可见，中共为实现创建新中国和全面执政而实施的方略是成功的。

　　　四、努力扩大执政资源，为全面执政筑牢基础

　　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称“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就曾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并强调“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51)。1948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进一步指出：“必须一方面使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区域发展胜利的进攻，将战争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大量地从国民党方面和国民党区域去取给；另一方面，必须用一切努力恢复和发展老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使之较现有的水平有若干的增长。只有这两方面的任务都完成了，才能够保证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否则是不可能的。”(52)在实践中，中共对此也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

　　努力扩大经济资源。当时，解放区经济发展的好坏，同样决定了中共能否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因此，中共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使解放区的经济日益繁荣。早在1946年8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就成立由陈云担任主任的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后来又成立了东北工业部，专门负责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因而东北解放区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升较快。以1946年为100，煤的产量1947年为317，1948年为718；纸的产量1947年为144，1948年为278；橡胶(胶鞋)的产量1947年为565，1948年为2252；纺织品产量1947年为195，1948年为390。以1947年为100，木材到1948年为249；发电1948年为236。国营工厂职工1946年为1.3万人，到1948年达12万人，人数上升了近10倍。(53)同时，其他解放区的经济也得到极大发展。1948年11月，冀中参加织布者已达80万人，拥有纺车70万辆，各种铁木纺织机14万架(张)，年产大布90万匹(约折合小布1258万匹)。据不完全统计，晋绥解放区当时共有煤窑498座，朔县的26座煤矿平均日产40万吨。(54)山东解放区1948年的盐产量达到3000万担左右(55)，是该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另据不完全统计，到新中国成立前，全国仅公营商业机构就有2000多个，职工约8万余人，基层供销合作社22800个，社员1380万人。另外，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外贸的发展。以与苏联进出口的贸易额为例，按照关东币计算，1947年为282.3亿元，1948年达到937.64亿元，比1947年增长了两倍多。(56)这说明，中共当时为扩大经济资源所采取的措施是相当成功的，从而不仅拥有了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和创建新中国的基本经济资源，而且也为新中国建立后开展各项建设事业打下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对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57)

　　积极筹备人才资源。执政不同于革命，但有一样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人才问题。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曾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58)而执政策略制定后，能否落实得好，关键也是在于部。当时“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因此，毛泽东考虑到了执政人才的来源问题，他认为：“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中国地方甚大，人口甚多，革命战争发展甚快，而我们的干部供应甚感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第三年内干部的准备，虽然大部分应当依靠老的解放区，但是必须同时注意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中去吸收。国民党区大城市中有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能够参加我们的工作，他们的文化水准较之老解放区的工农分子的文化水准一般要高些。国民党经济、财政、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除去反动分子外，我们应当大批地利用。解放区的学校教育工作，必须恢复和发展。”1949年2月8日，毛泽东根据将要占领南方八九个省、几十个大城市的需求，在为此准备的53000个干部不够用的情况下，创造性地提出：“军队变为工作队”，“军队就是一个学校，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59)这都说明，中共当时考虑的不仅是夺取政权的问题，而且还为全面执政在人才资源上做了较科学的安排和准备。

　　进一步巩固已有政治资源。由于中共已经从具体实践中完全把握了“谁得到农民的拥护，谁就得到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得到农民拥护”的中国革命规律，所以在和平建国的希望破灭后，中共再次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了土地政策。中共对1946年5月发布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的某些不彻底性作了明确改正，把抗战时期施行的“减租减息”调整为实现“耕者有其田”，并在1947年10月10日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进一步指出：乡村中的所有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的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60)。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又再次强调：“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61)期间，中共及时发现并纠正了“左”的倾向，保证了土改运动的健康发展。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保证了农民阶级的整体利益、团结了绝大多数农民群众，而且进一步坚定了他们跟着中共走的决心和信心。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在政治和经济上彻底翻了身。为保住胜利果实，解放区人民“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大批青壮年在“参军保田”的口号下，纷纷加入到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中间。据统计，三年解放战争期间，东北解放区共有160万人参军，在华北有近百万人参军，山东解放区也有60万人参军。另外，解放战争期间，山东解放区还出动支前民工580万人，东北解放区参加支前的民工也多达313万人。(62)各解放区的农民还将粮食、被服等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并积极配合解放军作战，保证了人民解放战争的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取之不竭、用之不懈。

　　对此，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1947年11月评论说：“中共采取了两种斗争方式，一是土改，一是军事，决定最后胜负的在于前者不在于后者。”(63)到1949年6月，在拥有2.7亿人口的解放区内，约有1.5亿人口完成了土改，约有1亿农民分得了土地，解放区彻底消灭了在中国存在了2000余年的封建落后生产关系。“这个早在1927年就受到共产国际拥护的政策重新恢复”，在政治上“赢得贫农的更加热烈的支持”，必然“巩固了共产党的队伍”。可见，土改不仅再次激活了中国最广大的阶级——农民阶级的革命热情，改变了中国农民阶级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而且为中共准备“最终建立新制度”赢得了农民阶级的坚决拥护，巩固了中共为夺取执政地位、执掌国家政权斗争中最重要的群众基础。(64)

　　五、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做好抵御执政风险的各项准备

　　中共历来重视党的纯洁性，在面临革命胜利时更是如此。1947年，中共党员人数发展到270万，由于发展过快，党员队伍出现了一些问题。同年，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时指出：“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65)因此，中共决定整党，将混进党内的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清除出去。这次整党纯洁了党的队伍和党员的思想，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增进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统一政令，集中权力。到1948年，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已拥有1.6亿人口，党员已增加到300万人，而且许多解放区已连成一片。由于中共及其军队“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因此“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一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甚至出现了“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在中国革命胜利的紧要关口，这种政令不统一的状态，执行随意的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66)正是基于革命胜利后即将在全国执政这样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统一政令、集中权力，加强和完善请示汇报制度。中央要求，自1948年起，“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67)。6月，中共重印了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的第二章，要求全党干部学习，并在前言中指出：“全党要迅速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及地方主义、经验主义，以达到党的政策与纪律的完全统一，迎接全国的胜利。”(68)8月，中央又发出了《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九月会议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以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进一步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具体规定区党委、省委、军党委以至县委和师(旅)团向上级请示与报告的制度。同时，决议对各项工作的决议权和请示备案等制度均作了详细和具体的规定，指出对于中央的政策和策略必须全部遵守，不许擅自修改。各级领导必须养成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习惯；必须建立定期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以便不犯或少犯错误。

　　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委制。“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69)九月会议明确了中共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和奋斗目标：在军事上要“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在政治上提出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70)。为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九月会议对进一步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问题做了研究。会后，中共中央于9月20日发出《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明确要求：“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同时还根据军事工作的实际，特别指出：“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71)从当时中共面临的历史转折来看，这些决策无疑都是及时的、正确的。

　　历史证明，这些措施和制度的制定，在组织上为正确贯彻党的政策提供了重要保证，从而使中共在革命战争胜利发展和即将在全国执政的关键时刻，及时有效地克服了妨碍革命胜利的不利因素，为夺取全国政权后能够保证政令高效畅通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在革命胜利的紧要关头，“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而由于革命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这样，中共的一部分党员就有可能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来之不易的胜利就有可能丧失。(72)早在1945年7月，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黄炎培在延安谈到：“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当时，毛泽东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73)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全党同志要牢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防止骄傲自满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并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里所说的今后的路，实际就是指革命胜利后在全国执政的道路，而且会更长、更伟大，也更艰苦。今天，这一点已经是被验证了的历史事实。当时，正是出于对中共能否长期执政的忧患意识，毛泽东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并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要求。(74)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理解成这是在提醒全党不仅要善于革命，而且还要更善于执政。这其实也是对中共执政后提高执政能力所提出的必然要求。会议的最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反对突出个人的6条措施：不给党的领导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75)3月23日，从西柏坡前往北平的路上，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时再次提到：“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把中共进京执政称作“赶考”，而且指出决不能像李自成一样被赶走而失败，正是基于对执政后面临风险的自我警示。

　　这证明，在即将取得革命胜利，即将掌握全国政权、走向全面执政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深刻地认识到如何使全体党员在胜利面前保持头脑清醒，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经受住执政考验，确保中共的性质和宗旨的先进性，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而导致断送执政地位和人亡政息的危险，从而“及时地、郑重地向全党提出这个问题”，其目的就是要“使全党同志保持高度的警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76)无疑，“两个务必”的提出，无论过去、现在、未来都对中共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这实际上是对中共在全国执政后如何做到长期执政在自身建设上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

　　六、结语

　　上述实践说明，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夜，中共坚持政治理想，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不仅把建立新中国作为既定目标，而且在组织新的政权体系和执政机制上，在工作重心转移和执政方略上，在执政资源的掌握和巩固执政基础上，在党的建设和抵御执政风险上，都为全面执政作了较充分的准备，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从而具备了领导创建新中国后全面执政的合法性和必然性。同时，实践也充分说明，这个时候，中共实际上已经基本具备了在新中国全面执政的能力。

　　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撰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指出：“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向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都对我们有利，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77)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把中共革命的28年看作了一个时期，把革命胜利后看作了另一个时期。而后面这个时期，实际上就是建立新中国后，中共作为执政党即将进入的全面执政时期，这个时期要依靠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其实就是要巩固中共在全国的执政地位。可见，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共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基本标志。自此，中共的历史任务开始从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转向了全面执政，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和民族复兴而奋斗。对此，毛泽东1953年在谈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起点时，也曾明确指出：“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78)。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变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长期执政的党”(79)。实践还证明，中共在领导创建新中国前夜所做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实际上就是中共走向全面执政的具体准备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进程。从此以后，中共开始全面执掌国家政权，在新开辟的执政道路上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努力去完成它所担负的新的历史使命。

　　注释：

　　①《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21页。

　　②《毛泽东传(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09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27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5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6—1437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0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页。

　　⑩《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网站，http://www.minge.gov.cn/txt/2008－09/24/content_2489643.htm。原载1949年1月24日香港《华商报》。

　　(11)《毛泽东传(1893—1949)》(下)，第971页。

　　(12)《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页。

　　(13)《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3页。

　　(1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人民日报》1949年9月30日。

　　(15)李新、陈铁健总主编：《最后的决战(1947—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58—759页。

　　(16)《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34、142页。

　　(17)《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档案天地》2003年增刊。

　　(18)《华北区村县人民政府组织条例(草案)》，《档案天地》2003年增刊。

　　(19)《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9页。

　　(20)《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档案天地》2003年增刊。

　　(21)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478页。

　　(22)李君如：《要重视中国共产党执政史的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4期。

　　(23)《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指示》，《党的文献》1997年第2期。

　　(2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人民日报》1949年9月30日。

　　(2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7页。

　　(26)《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27)《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5页。

　　(28)参见阎书钦：《论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特点及其对新中国政权体制的探索》，《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6期。

　　(29)《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第13页。

　　(30)朱玉湘主编：《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稿》，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67页。

　　(31)《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第1084页。

　　(32)李占才、张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95页。

　　(33)《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1036页。

　　(34)《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64页。

　　(35)《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1084页。

　　(36)《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8页。

　　(37)以上数字参见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71—275页。

　　(38)李新、陈铁健总主编：《最后的决战(1947—1949)》，第758—759页。

　　(39)《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7页。

　　(40)《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8页。

　　(41)《毛泽东传(1893—1949)》(下)，第845页。

　　(42)姜华宣等主编：《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1921—2011)》，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50页。

　　(43)曹英主编：《中国共产党党史全鉴》第5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2966页。

　　(44)《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4页。

　　(45)曹英主编：《中国共产党党史全鉴》第5卷，第2966页。

　　(46)《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4—375页。

　　(47)《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7页。

　　(48)《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7页。

　　(49)《宋庆龄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9月21日)，杨建新等编著：《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治协商会议诞生纪事暨资料选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314—315页。

　　(50)《中共中央文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8页。

　　(51)《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6页。

　　(52)《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8页。

　　(53)《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131页。

　　(54)参见《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业编，第43、472—477页。

　　(55)《华中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6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71—72页。

　　(56)以上数字参见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1卷(1949—195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98—106页。

　　(57)《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8页。

　　(5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6页。

　　(59)《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7、1406、1426页。

　　(60)《中国土地法大纲》，《晋绥日报》1947年10月13日。

　　(61)《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2页。

　　(62)李新、陈铁健总主编：《最后的决战(1947—1949)》，第186页。

　　(63)转引自张军锋编著：《见证新中国的诞生》，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7页。

　　(64)［加］陈志让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译：《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34页。

　　(65)《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3页。

　　(66)《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6、1332页。

　　(67)《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4页。

　　(68)《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768页。

　　(69)《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59页。

　　(70)姜华宣等主编：《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1921—2011)》，第253页。

　　(71)《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0、1341页。

　　(72)《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页。

　　(7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09—610页。

　　(74)《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1439页。

　　(75)姜华宣等主编：《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1921—2011)》，第256页。

　　(76)胡锦涛：《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62页。

　　(77)《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1481页。

　　(7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94页。

　　(79)《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