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率先垂范，改进工作作风；倡导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等，展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共产党人应有的执政风范，同时也体现和引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
西方学者里格斯把执政风范放在行政生态理论视野中阐述，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他通过分析研究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及文化、历史与公共行政之间的相互影响，得出结论：当我们研究一个国家的行政制度和行政行为时，不能只是从行政本身作孤立的描述和比较，而必须进一步了解它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他研究得出融合型、衍射型、棱柱型三种行政模式。融合型模式是农业社会的行政模式，行政风范带有浓重的宗亲主义色彩；政治与行政不分，权力来源君主，行政官吏在政治、经济上自成阶级；政府与民众缺少沟通渠道。衍射型模式是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民众有影响政府的渠道，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密切；行政风范体现平等主义、成就导向和对事不对人原则。棱柱型模式是过渡社会的行政模式，形式上虽抛弃了传统社会中的行政特性，实际上还有很大影响力；同时，呈现异质的行政制度和行政风范。这一理论告诉我们，执政风范是政治文化的体现，是一种政治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执政风范的改变，不仅是形式的、风貌的改变，而且是文化的、生态的改变。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执政的，因此其执政风范是民主的、平等的、务实的。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的作风建设，实际就包含着执政风范的倡导与建设。作风建设中的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强调求真务实，在党内倡导同志间的平等、民主和团结等，都可以理解为执政风范的范畴。早在 1949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面临即将执政的形势，第一代领导人在提出“两个务必”的作风要求的同时，对领导层做出了六条规定，即“不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鼓掌，不用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等，不与马、恩、列、斯并列”。执政63年来，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推进党的作风建设，也就是在坚持不懈地倡导和推行新型的执政风范。
然而，推行新的执政风范在深层次上意味着行为模式的转变、文化的转变以及政治生态的转变，因而并非易事。现代官僚体制，以科层制为基础建立，虽然有层次明确、效率高等优点，但也存在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弊端。尤其是在我国，由于政治发展还不太完善，一些制度设置未尽科学，对各级官员监督不甚有力，加之一些封建落后文化的因素，如特权思想、等级观念等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使得现实政治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走过场、讲排场、脱离群众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种执政风范既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也与现代民主法治的要求相背离。如果继续下去，既会破坏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降低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蔓延日久，还会形成一种不良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
因此，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新任伊始，着力抓作风建设，开执政新风，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平、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十二个价值，涵盖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社会和道德三个方面的价值要求，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觉醒。如何做好“三个倡导”，使十二个价值从观念形态转变为现实形态，从国家和社会的共同意识转变为每个公民的个体意识，是关系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课题，也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从高层做起，率先垂范，推行倡导新执政风范，在深层次上就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和示范。执政风范的转变也只有和文化建设尤其是价值观建设结合起来，才更加深入，更加有意义。
转变执政风范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方面。政治发展涉及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民主程度的提高、政治制度的完善、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公民参与和表达途径的保障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根本途径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同时也要致力于倡导和推行体现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民主的、法治的、以人为本的新型的执政风范。相比于政治体制改革复杂程度高、难度大、风险大的特点，转变行政风范相对难度低、风险低、易于操作、易见效果，而且符合人民群众的期待，也更容易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可。唯独所需要的是党的领导层革除弊端的决心和各级领导干部长期坚持的恒心。党的十八大之后，适应实践发展要求和人民的呼声，改革成为新一届领导集体的重要谋划，在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的同时，革新执政风范，建设新的政治文化，一定会相得益彰。
从七届二中全会在执政前做出六条规定，到新一届领导集体做出八项规定，时隔 63年，虽然时代背景迥然不同，但共同的是，所展现的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的清醒、自觉和深远的思虑。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已经取得长足发展，人民群众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平等意识和权利意识已经显著提高的今天，倡导推行一种体现新政治文化的执政风范，显得更加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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