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浙江财政非常困难，不仅47个市、县出现赤字，连省会杭州都要每月借钱才能发放工资。最困难时，省级机关发工资也得四处筹措。1994年，浙江省财政厅对17个贫困县按原体制增补5500万元，结果还是出现1.22亿元的赤字。”时任财政厅厅长的翁礼华回忆说。

　　当时的另一个现实却是，经过10多年的改革开放，浙江的县域经济已经初具规模，特色鲜明的“块状经济”雏形已备——1993年，30多个发达县市的财政，已占全省财政收入总量的70%。

　　“以‘块’（即县和镇）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意味着县域经济和镇域经济的相对重要性不断加强，同时对独立性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强，这是浙江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基础和最根本原因。”浙江财经学院教授钟晓敏认为。

　　有了增加财政的积极性，很多市县“集中力量把一锅水烧开”发展特色产业孵化出特色鲜明、实力雄厚的块状经济的县财省管体制，没有停止探索创新的脚步。

　 1995年，浙江对贫困地区试行 “两保两挂”政策。“两保”是约束机制：确保当年收支平衡和确保完成政府职责。“两挂”是激励措施：“一挂”给县级财政的补助水涨船高，按1∶0.5的比例增长，“二挂”地方收入增长的5%作为个人奖励。

　　据统计，1995年当年，浙江实现财政平衡无赤字，这在当时属全国唯一。1995年，实行“两保两挂”的17个县，财政收入比上年递增34%，不仅县县收支平衡，还有结余。国家级贫困县温州文成县财政收入当年竟增长了125%，次年仍递增75%，堪称奇迹。

　　不断创新的省管县财政体制，最终促进了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财政收入规模不断扩大。有了增加财政的积极性后，很多有产业基础的市县选择了“集中力量把一锅水烧开”，集一县之生产要素发展特色产业。如今，浙江省不但占据全国“百强县”近1/3的席位，并创造了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5年全国第一的奇迹。

　　值得注意的是，块状经济乃至浙江整个经济的发展，不仅依靠于财政制度创新发展。单兵突进的财政政策激发了各县政府的积极性，但无法解决经济发展中生产关系配套的问题。基本同步进行的一轮轮“强县扩权”，降低行政成本、提高管理效率，这才是解开束缚发展的要害所在。

　　2008年底，浙江省第五次提出“扩权强县”，这距离1992年的首轮，已经过去17年。前四轮，浙江放权对象主要是经济相对发达市县，这些自主发展的权力配套自身的发展基础和调配资源优势，使得扩权的县域经济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五轮改革中，浙江再次把原来很多属于地市甚至省一级的管理权限下放给了全省所有市县，目的是加强县级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此外，浙江对义乌进行了单独试点，除了一些规划管理，资源配置等重大社会管理权限以外，义乌具备了地级市政府所具有的所有的权限，成为“中国权力最大的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