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向来主张和倡导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和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在《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哲学著作中，论述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延安整风运动前夕，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将主观主义的态度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相对比，指出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在历史问题上，毛泽东强调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党中央成立了研究党的历史问题的委员会。1941年10月，毛泽东以该委员会的名义草拟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成为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底本。延安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一个《历史决议》正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通过全党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和研究而形成的，在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获得通过。该决议蕴涵着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如社会主要矛盾论、阶级分析和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等，是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并与党的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认识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但也在一段时间内偏离了这一思想路线，发生了“左”、右倾错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领导和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发展而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中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随着这一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党在历史观问题上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为认识和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奠定了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在指导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工作中，邓小平反复强调，写这一决议，要实事求是，要很好地总结“左”的教训。这个决议的中心问题是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发展的主流问题。这是关系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新中国历史本质的基本问题。为此，邓小平强调要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对新中国成立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决议对于“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对于发生“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根源与社会根源进行了深刻分析；同时，开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并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相结合，全面地概括了毛泽东的功绩和贡献，为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更为全面的根据，也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了两个《历史决议》在党的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继承与发展。

思想理论建设在党的建设中居于首要地位。两个《历史决议》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认识路线及其认识论具体应用于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活的灵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党的思想建设的历史经验运用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就是要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