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研究员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60年如果以l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起点，前后两个时期刚好大体各占30年时间。目前关于如何评价这两个30年的关系问题，理论界有不同的认识。正确认识两个30年的关系，对于科学评价新中国60年的成绩与经验，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重要意义。《思想理论教育导刊》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朱佳木研究员，现将采访主要内容整理如下。

本刊记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0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总结回顾这60年历史的时候，有人以后30年的成就否定前30年的成绩，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朱佳木：这种对待两个30年的观点是错误的。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辟的。正是这条道路，使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的潮流，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但这一切的起点并不是l949年前的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而是l949年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中国；并不是旧中国留下的那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而是新中国经过近30年艰苦奋斗而建立起来的宏伟基业。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1](p7)

首先，在新中国的头30年，我国取得了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了大陆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铲除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统治的根基，确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奠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使中国从此结束了蒙受屈辱、战乱频仍、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黑暗历史。如果没有新中国头30年奠定的根本政治前提，要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在新中国的头30年，我国通过连续四个半五年计划的建设，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不合理布局，并通过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发展化肥、农药、农用机械等工业，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l949年，我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斗，从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手中没收的固定资产仅为ll2.4亿元。而到了l978年，我国新增固定资产达6440亿元，是那时的57.3倍。l949年至l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8.2％，即使按国民生产总值(GNP)统计，据有的统计学家计算，年均增幅也达7.32％，不仅高于同期发达国家，也高于所有发展中国家。其中，钢、煤、石油、水泥、发电量、机床的产量，分别是旧中国最高年产量的34.4倍、10倍、325倍、29倍、42.8倍、33.9倍；汽车、拖拉机、飞机制造和电子、石油化工等工业部门，更是从无到有；粮食、棉花产量分别比l949年增长1.7倍和3.9倍；粮食平均亩产由137斤提高到337斤，增长l.46倍。高校毕业生累计超过旧中国36年总数的l4倍，全国专业技术人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类人员总数的13.2倍。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指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2](P804）如果没有新中国头30年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要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想象的。

再次，在新中国的头30年，我们起初加入维护世界和平的社会主义阵营，首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发展同中间地带国家的友好关系，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打赢了抗美援朝等自卫战争，争取到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我国“一五”计划建设的支援，挫败了外国侵略势力对我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的行径，研制成功了“两弹一星”和核潜艇，开展了旨在加强战略后方的大小“三线”建设(大“三线”是就全国而言，小“三线”是就各省而言)，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增强了国防力量，为进行和平建设赢得了宝贵时间。后来，面对新霸权主义的军事威胁，毛泽东又及时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实现了中美和解，推动了我国同日本和西欧许多国家关系的改善，开展了从西方大规模引进成套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工作，并在第三世界国家支持下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邓小平讲过：“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3](P127)如果没有新中国头30年提供的有利国际条件，要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想象的。

最后，在新中国的头30年，我们进行了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既包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也包括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方针。例如，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经验；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工农业同时并举；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在文化建设上实行“双百”方针；要在党的建设上坚持“两个务必”，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防止执政党脱离人民群众，等等。这些正确方针进一步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并且被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继续发挥着指导作用。另外，我们党还继承了在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扬弃其中“左”的弊病，并结合新时期的新特点，连续不断地进行党的组织整顿和思想教育活动，对于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在长期执政、实行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经受各种风险考验，起到了重要的思想保障作用。在新中国头30年的探索中，我们也有很多不成功乃至失败的教训，其中最大的教训莫过于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但邓小平说过：“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4]P272)可见，如果没有新中国头30年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要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