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民党对《野百合花》事件的炒作
　　1942年3月，全党整风开始不久，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了题为《野百合花》的一组杂文，并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墙报上写了三篇短文，批评延安的领导干部存在特权主义和忽视民主的倾向。这引起了轩然大波，王实味也因此遭到批判，并在同年10月被打成托派和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是为哄动一时的《野百合花》事件。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国民党“中统”对此事相当重视，立即组织人手编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狱真相》一书，由统一出版社在1942年9月出版。曾任中统局本部科长的张文后来回忆：“当中统特务见到延安《解放日报》刊载了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一文时，如获至宝，经过一番研究，由刘光煜、吴慕风执笔，万大鋐、王思诚核定，编写了《野百合花及其他》一书，其中除照录了王实味这篇文章外，还从《解放日报》上找出类似的篇章，斩头去尾，加以歪曲和捏造，再加上引言按语。这一小册子印了几千份，据说是中统所印行的小册子中最为畅销的一种。”（政协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统内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此前不久，一个署名邹正之的人已捷足先登，抢先于6月将《野百合花》在重庆翻印出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文化运动委员会编的《民族文化》月刊亦在8月将《野百合花》作为“延安文献”全文照录，并介绍说：“延安的作品原是难得在本刊上见到的。只因为这是在延安里发出的正义呼声，我们该使他得到更大的同情。所以也转载过来。”（《“读者·作者·编者”》，《民族文化》第2卷第7期，1942年8月20日。）此后，国民党方面开始增添了评论。中国文化服务社发行的《新认识》月刊在9月发表了《闲话“野百合花”案》一文，故弄玄虚地写道：“事情发生在毛泽东先生倡导‘整顿三风’之后。……整顿，在革命的词汇里，已经是一个不祥之词，……这次却愿意把这样一件影响到‘内部团结，外界视听’的大事公之于天下。由此，延安，‘革命模范的根据地’，是呈现着怎样一个‘革命’的气象，我们应想得到！我们应想得到！”（周可琛：《闲话“野百合花”案》，《新认识》第6卷第2期，1942年9月15日。）
　　在此期间，《中央周刊》也对《野百合花》事件作了连续报道，先后发表《“野百合花”》、《野百合花案详情》、《野百合花事件答客问》等文分别发表于《中央周刊》第4卷第51期（1942年7月30日）、第5卷第2期（1942年8月20日）、第5卷第9期（1942年10月8日）。，甚至还专门刊发了一期特辑《延安野百合花事件面面观》，并附编者按说：“轰动延安的野百合花事件，本刊曾略有报导。兹有友人转赠《野百合花》全文共五节，同时在最新一期《群众》上看到范文澜先生《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一文，因得窥野百合花事件之全豹。为使读者亦能共赏此项传颂一时之文件，用特转载其全文。……两文原载共党机关报，本刊不欲有所评论，请读者自定其是非曲折可也。”（《延安野百合花事件面面观》（本刊特辑），《中央周刊》第5卷第5期，1942年9月10日。）
　　由上可知，当时有许多国民党媒体热衷于炒作这一事件。时人曾描述说：“近来有所谓‘野百合花事件’的传说，喧腾众口，形诸党报党刊。据说这个事件在延安闹得相当厉害，但在重庆也闹得不能不算厉害了。”（苏德邻：《一个党外人士的话》，《新华日报》1942年12月10日。）而从内容来看，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利用《野百合花》作为反共的宣传材料，并借此攻击中共和边区。
　　显而易见，这些诋毁的文字带有浓厚的党派色彩和挑衅性。对此，温济泽到晚年仍然非常清晰地回忆道：“王实味的这些影响，后来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等人的文章编印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小册子，油印，铅印，四处散发。在小册子前面加上按语说：‘中共……歌赞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形之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以此作为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材料。”（温济泽等：《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三、蒋介石对延安整风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