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是单一公有制的观念根深蒂固，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几乎荡然无存。改革开放之初，出现了个体经营，打破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既给老百姓提供大量的就业、创业的机会，又为国家提供了更多的税收。事实促使人们对非公有制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化，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承认了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4]，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进一步肯定个体和私营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必要的，是有益的补充。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开始形成。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非公有制经济占的经济份额逐渐增大，公有制经济占的经济份额逐渐缩小，如何看待所有制成份的这一变化？如何认识新生的不断壮大的非公有制人士阶层？出现了争论。对此，党从实际出发，明确阐述了有关所有制问题的新思想，鼓励人民“大胆的探索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只要有助于生产力发展都可以用”，认为只要对政府、对老百姓、对国家有好处的，就大胆的干。应该以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现实，着眼于未来，而不能拿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片言只语来检验我们丰富的世界。[5]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坚持公有制并完善和发展公有制的有效途径：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又坚持在改革中完善和发展公有制，坚持按照生产力解放、发展的实际要求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实际进程，来确定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

　　社会主义必须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才是市场经济，也是改革开放前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普遍认识。改革开放之后逐步出现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它们的产供销没有纳入国家计划，却很有活力，发展得非常快。在实践的基础上，陈云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6]，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能单独依靠市场，也不能单独依靠计划，否则都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陈云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启迪了人们对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认识，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指出，我们的经济应该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次全会做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认为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7]后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邓小平又深刻地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不是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准。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8]江泽民也指出:“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9]上述论断，得到了全党的认同，也极大地促进了全党的思想解放。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大大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特征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有力地推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实践创造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努力解放思想，通过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探索，比较好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逐步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向前发展。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正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勇于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正是党根据新的实践的要求，“在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