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这个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自由主义学者，在1989年苏东剧变后，提出“历史的终结”观点，并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从哲学和政治（科）学两个方面来对其进行论证。他认为，“历史的终结”并不是指实际“历史事件”的终结，而是在历史哲学（普遍历史）的意义上，主张“历史方向的进程”——意识形态的演进到达了其终点，即在自由主义民主之外，没有其他系统的意识形态具有真正的竞争可能。这个把黑格尔与马克思嫁接起来的哲学论题被福山用来支持他的政治学论题，那就是西方的现代政治经济制度是世界历史演进的方向，它是一切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普遍方向。

　  但福山所言的西方政治经济制度——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度，却在新近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遭遇到了极大的讽刺。这种西方普遍主义的发展方式在世界愈普遍，带来的结果并不是福山所称的“价值追求”，却是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价值世界的失序和颠倒。当西方普遍兴起召唤“现代马克思”出场的呼声时，“历史的终结”所指谓的也许不再是“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资本主义的终结”。

　  同时，在此次并未见底的经济危机中却真正崛起了一种中国现象。中国社会依赖过去30年来的市场经济的摸索与建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起与人民民主专政结构基本相适应的市场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结构。这种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不仅使得中国摆脱了赢弱的面貌，而且为借界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中国现象，使得西方众多的学者高呼其已经成为一种“中国模式”，这种模式打破了西方普遍主义发展路径的垄断地位，表现出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异质性的现代化实践道路。

　  2004年5月11日，英国高盛会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撰文“北京共识”，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这就是“北京共识”——“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北京共识’从结构上说无疑是邓小平之后的思想，但是它与他的务实思想密切相关，即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

　  在雷默看来，“北京共识”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的霸权世界的幻想，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取代。同样，美国学者罗伯特等人也认为，“中国后改革时代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许多进步主义者视中国为一种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经验表明，在现存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一种可行的、可资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则直接点出，中国“是作为一个成功地融入全球市场而拒绝华盛顿共识传统理论的国家的榜样”。在世界范围内，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范式的判断已经完全成为一种“中国模式”。

　  甚至在此次危机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 )，在2009年6月底推出新书《当中国统治世界时》(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在书中他明确反对西方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 )。他指出，欧美一些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于是他们一相情愿地以为，中国无论是自然进展或必然发展，最终会遵从西方的范例。但是，雅克认为，中国不会沿袭西方的现代化规划，“中国的传统思想，是求同存异”。中国非主流的发展模式，将会接替西方国家在各个领域的主导地位，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此论一出，引起世界哗然。但显然，中国一贯追求和平与发展的主张，使其绝不会统治世界。

　  对于“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我想最重要的就在于，中国有着公有制为基础的、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政治保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独特的结合体制，曾被西方学者称为不可能成功的体制，但它在现实上却在30年里不断创造着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中的奇迹——高速度的经济增长率伴随着政治社会结构的平衡稳定。可以说，正是这种政治与经济的双重保障，反过来又极大地解放了对资本力量的社会性发展，也很好地促进了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重要的是莫定和稳固了中国政府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所以，一直能够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并在快速发展中，既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难题，又避免了一些转轨经济体实施“休克疗法”导致的社会动荡，这可能是“中国模式”成功的缘由所在。

　  当然，“中国模式”在甘界百年现代化的历程中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它的经验和模式还有待于继续发展成熟和检验，才能赢得世界更多的认同。不过，它的确反映出一种社会发展模式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意义。“中国模式”是中国特殊国情的产物，是与中国特殊的社会制度、政策方针、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自己的发明和创造。因此，中国的成功绝不是所谓适应西方现代化“普适价值”的结果。离开了本国的特殊性而盲目地进行普遍性的建设，势必会导致发展的依附和最终的失败。拉丁美洲的发展结果就是最大的教训。

　  尽管，新自由主义在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普遍遇到了困境，甚至在西方又兴起了呼唤“现代马克思”出场的“马克思热”，而各个老牌资本主义大国也都实行了传统社会主义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转向。

　  换句话说，只要新自由主义没有彻底失败，福山所持有的“历史的终结”的判断还会有较大的市场，即使德里达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并非最好的制度，也不可能担当起终结人类政制的大任，并且试图唤醒卡尔·马克思的幽灵，与福山所属的右派势力对抗（《德里达与历史的终结》，[英]斯图亚特·西姆著，王昆译，北京大学出版2005年）。事实也是如此，在2009年的一次采访中，福山就认为，中国30年来的发展经验非常值得重视，并对亚洲地区现代化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甚至认为“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他仍然没有放弃这样一个核心理念：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之外的现代化模式迟早会面临民主化的压力，会遭遇巨大的困境而难以长期维系。

　  所以对于“中国模式”而言，如何辨清各种认识，继续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在全球化与民族化的现代化实践中，实现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效率和公平的同时并重、加强民主治理和善政改革、保障公民权利、建立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良好合作，建立起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共同富裕、自由和谐、平等公正的社会，那就将不再是一个过渡期的“转型模式”，而是一个真正富有世界影响力的“文明模式”。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