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结论”引发的学术争议

　　1989年，当中国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探索改革之时，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一些美国人感到宣称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的时机到了。于是，福山在新保守主义刊物《国家利益》上发表《历史终结？》一文，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完全失败，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逐步普及全球。从此，世界将只有历史事件，而不会再有社会变革。1990代初，伴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福山认为他的观点得到了验证，并在1992年出版了《历史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于是，颇具争议的“历史终结论”出笼了，以激进的方式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并试图重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学者关于自由世界的美妙幻想。

　　福山自称其历史终结论建立在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事实上，历史终结论是对19世纪欧洲流行的寻求世界终极的思想模式，特别是对黑格尔形而上学思想体系的拙劣模仿。而早在1960年，丹尼尔·贝尔就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认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演变出来的人文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枯竭，终将被地方化的意识形态所取代。历史终结论正是对这种标新立异的理论模式的拙劣模仿，是一种粗俗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充满虚构的形而上学思想。其肤浅和荒谬表现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无知和曲解，及其脱离现实的自相矛盾。

　　在各种社会政治理论学派的批判中，法国后现代主义者雅克·德里达将“历史终结论”直斥为自由主义霸权或西方霸权，认为其宣传的“新福音”无视许多人仍饱受压迫的情形。在颂扬资本主义时，福山完全回避了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对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毁灭性破坏，并因此遭到环境保护主义者们的批判。同时，“历史终结论”充满了对非西方社会的蔑视，特别是其对伊斯兰社会的偏见激化了民族和宗教矛盾，引起了伊斯兰社会的普遍不满。

　　当福山蔑视非西方文化时，以研究第三世界政治文化著称的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2003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文明冲突？》一文，并于1996年将其扩展为《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亨廷顿认为，冷战后，意识形态的对立将被文明的冲突所代替；而相对于意识形态，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对立更加根深蒂固，难以消除。尽管亨廷顿因忽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合作而受到批评，但冲突论还是比福山的终结论要来得清醒和现实。

　　实际上，福山和亨廷顿可谓是殊途同归：维护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地位是二者共同的目标。但他们不懂得：永久和平的实现，不可能通过征服或冲突，而必须通过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对话、宽容、合作和学习来实现。福山将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看做社会主义的失败。殊不知，这种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能力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的表现。从相反的角度看，如果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吸取社会主义因素，缩小贫富差距，建立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就没有20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数十年的持续发展。

　　在我国，也不乏关于“历史终结论”的批判文章。如倪娜指出，福山有全球性理论视野，但是其基本立场是客观唯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罗秋立、黄海等则将历史终结论的困境归结为政治理性主义的传统。江华对比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与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沃勒斯坦的观点，而后者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体系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崩溃的命运。应当看到，“一种普遍化的自由民主制度也使人们进入了无法选择的境地，没有比较，没有反省，也就必然不思进取”。而福山本人也在不断对其观点进行修正。在2003年与何怀宏的谈话中，福山就承认美国制度不是唯一的道路，甚至认为中国传统的科层制非常可取。而在随后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座谈会中，福山也再次提及这一观点。这都说明，福山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承认了“历史终结论”的缺陷。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政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