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知青”等只有在较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和社会变革的关节点上才可能出现的特定词汇那样，最近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限娱令”，说不定也会成为历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尽管对此表示异议的舆论似乎占据了上风，但笔者依然认为“限娱令”不仅及时和必要，而且具有深刻而长远的意义。

　　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据说有关 “文化” 的各种不同定义至少有200多种。笔者以为，无论怎样定义，文化始终都承载着一种使命：借助政府权威或国家机器的力量，引导全体社会成员走向文明、走向进步、走向高雅。文化有高雅与低俗之分、主流与非主流之别。价值观、行为规范是社会文化中的核心内容，中央提出的“八荣八耻”，毫无疑问“八荣”属于文化中高雅的部分、美的部分，本应占据主流地位；而“八耻”则属于文化中低俗的部分、丑的部分，本应处于非主流地位。然而通过大量的社会现象去看，“八荣”是否依然占据主流地位，前景堪忧。

　　20多年前邓小平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失误。”就眼下看，说“最大的失误是文化失误”似不过分。与其说是百姓的失误，不如说是政府对文化产业体制改革不到位的失误。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中低俗节目越来越多、越来越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病根何在，亦不言而喻。如今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在体制机制上为文化的运行提供保障。其实，大众传媒的低俗化倾向与百姓诟病的公立医院“大处方”有着同样的病理和病根，即现行体制机制、资源配置方式、利益分配方式决定了“一切都向钱看”。至于医疗改革为何旷日持久而难见实效，与迟迟下不了付出相当巨大的改革成本之决心颇有关系。与“以药养医”一样，作为事业单位，虽享受财政拨款，但很多大众传媒机构并不能完全实现自养，广告收入是其主要的财源。在政府监管不到位甚至在某种程度默许的情况下，便形成了一种与其本质属性相悖的生存发展理念。畸变更严重的当属一些地方广播电台：某些时段，在讲授健康知识、接受听众咨询等旗号下推销各类药品的节目几乎占据了所有波段。笔者有时不禁发问，这样的电台怎样担负起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的重任？

　　艺术是文化的一部分，目前高雅艺术的冷清和衰落，与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当也不无关系。广州交响乐团某领导就曾感叹：“一部歌剧、芭蕾舞剧或者一个好的交响乐团出演，投入的成本和从票房里赚取的利润是不能成正比的，通常很多国家的做法一是靠政府财政支持，一是靠社会赞助。”目前我国的状况是：财政对高雅艺术要么没能力、要么没兴趣支持，而社会赞助也很冷清，因为赞助商看重的是宣传效应上的回报，因此大量的资金只能流向港台歌星的个人演唱会。

　　要想让“限娱令”落到实处，要想彻底遏制大众传媒的低俗化倾向，就必须像对待医疗体制改革那样，从根本上解决文化运行的体制和机制问题，就必须下决心付出一笔巨大的改革成本。具体一点说则是：通过让大众传媒单位真正彻底地端上财政的饭碗，通过收支两条线，彻底动摇其“向钱看”和所谓“市场化生存”背景下自利的物质基础，让其无条件地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服务，为社会大众健康的文化需求服务。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