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59年、1960年——从大跃进运动向经济调整的过渡阶段：陈云从一件件具体事务做起，积极调研渡灾的应急措施；邓小平协助中央处理重大事件，精力集中在中苏两党论争的国际斗争

　　从1959年起，大跃进运动造成的问题开始逐渐暴露，尽管对它的严重性及深远影响的估计在领导人之间有一个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但是极其重视出现的问题、认真调研解决的办法则在领导人之间是一致的。由于所处的环境和发挥的作用不同，每个人在此间的作为都各有特色。就1959年来说，巧合的是，陈云和邓小平都因病没有出席七八月份的庐山会议。在此之前，陈云主要是调研落实当年的钢铁指标；邓小平则主要是协助毛泽东作压缩空气、降低指标的工作。

　　1958年北戴河会议建议1959年钢产量指标是3000万吨。11月武昌会议将指标降为1800万吨至2000万吨。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将好钢降为1650万吨。即使这样，毛泽东仍不放心，委托陈云对此进行研究。5月3日至9日，陈云连续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听取冶金部关于钢铁生产总的情况以及矿石、焦炭、耐火材料、钢铁冶炼、钢材品种等问题的6次汇报。最后确定钢材的可靠指标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是1300万吨。实际执行结果，1959年钢完成1387万吨，生铁完成2192万吨，钢材完成897万吨。毛泽东对陈云的工作很满意，多次表扬和关心，并且进一步联系到陈云此前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甚至联系到对陈云个人命运有重大影响的反冒进运动。毛泽东在6月13日确定1959年钢铁指标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指出：1956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至于1957年的降低指标，完全正确。此后他还说到：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不过，随后的庐山会议由纠“左”变成反右，毛泽东从1958年底开始的纠“左”暂时中断，“反右倾”斗争在全党和全国各地普遍展开。陈云虽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但会议结果对陈云个人命运来说，仍有深远的负面影响。

　　对于邓小平来说，他的思想、活动是紧密围绕毛泽东展开的。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集中精力继续1958年底开始的纠左工作，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降低1959年工业指标。邓小平在主持中央书记处贯彻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时作了精炼的阐发，他指出:日用生活必需品是关系6亿人民的生活问题，比1800万吨钢还重要；要迅速从压迫我们的几个指标下解放出来，抓市场、抓农业。对如何进一步改进工作，他在不同的场合强调以下几点：

　　（1）农业主要是个劳力安排问题，今年劳力中浮肿病不少，一定要实行8小时劳动，最忙12小时，否则要出大乱子；

　　（2）工业出乱子，可能把整个国家计划搞垮，因此要调整企业管理秩序，恢复过去好的制度，工厂还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3）降低指标要有决心，中央各部门忍得痛，地方也要忍得痛，要舍得，该压减的坚决压下来，坚决不搞；

　　（4）要强调全国一盘棋，让有条件的地方先上去；

　　（5）宣传要鼓干劲，但是要实事求是，力戒浮夸。等等。当然，对于总的形势的分析,邓小平还是持两点论，既肯定主流方向，又指出存在的问题和纠正的办法。因此,在落实完1959年钢铁指标后，他就针对松劲情绪指出：钢不能再退了，再退就全党全民泄气，不能说退就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样因病没有出席随后的庐山会议,但这次会议对政局影响至巨,因而不能说它就对邓小平的行为思想没有影响。

　　1960年是一个明显的过渡阶段。由于1959年夏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和国际上中苏论战的加剧和展开，大跃进的一些“左”的政策在1960年上半年继续持续。这段时间，陈云主要是休息养病，并就评弹艺术发表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指导性意见。但随着困难局面的加剧和部分地区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现象，从下半年开始，经济调整问题逐渐成为中央领导层关注的头等大事，陈云也很快投入到这场艰巨的攻坚战中。从9月至年底，陈云就如何渡过经济灾荒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调研工作。

　　通过调研，陈云初步形成如下几点思路。限于当时钢铁不能不少搞，公共食堂不能解散，城市职工不能大量退回农村的客观条件，这些思路有很大的临时救急性。

　　（1）用“瓜菜代”的临时紧急措施来代替粮食渡过当前的难关，首先解决吃的问题。

　　（2）进口粮食来应急。考虑到这个话题在当时还有政治上的敏感性，用的是调剂粮食品种的名义，初步确定进口150万吨。

　　（3）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从次年夏收起平均提高20％。

　　（4）工业支援农业，增加手推胶轮车、拖拉机、发电机以及农具修理材料等。凡是对增产5000万斤至1亿斤粮食有用的措施都要采取。

　　（5）建议建设年产800吨合成氨的小化肥厂。总的来说，陈云的这些思路属于调研性质，为国家宏观政策的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1960年对邓小平来说又不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种路线的争论在当时是更大、更紧迫的大事，以他在党内的地位和重要作用，他的精力因此集中在中苏两党争论上。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中苏两党的分歧与论争公开化，并且不断走向尖锐。邓小平主持起草了中苏两党论争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并且处于第一线亲自参加中苏两党面对面的谈判、论争，充分展现了代表党和国家利益在对外关系中的硬朗、坚毅、敏捷的大家风范。1960年中苏两党的论争牵涉邓小平大量和主要精力，这使他一方面无暇顾及国内工作，另一方面也对国内工作的理解产生影响，因为在中共两党的论争中，邓小平要捍卫的许多观点是苏方批评和指责的大跃进运动的许多理论观点，这就不能不对当时进行的调整工作产生负面影响。1960年12月7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关于莫斯科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情况的报告后指出，中苏两党之间的斗争停顿一个阶段，现在要聚精会神搞国内工作。1961年，邓小平将倾力关注国内的调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