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邓小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们同时又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平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陈云则是这个集体的重要成员。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这段历史是对许多普通中国人来说留下刻骨铭心记忆的年代。对两位伟人此期生平思想的对比研究，其意义不言而喻，其难度可想而知。笔者勉强作一尝试。

　　1956年是一个承前启后很有象征意义的年代。这一年，陈云和邓小平都标志性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这一年，经过一五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工业化建设和并行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新体制。此后，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集体对新体制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进行了艰苦而曲折的探索，他们的性格特色与思想方略有共鸣，有碰撞；有磨合，有矛盾，构成一幅生动形象的历史画卷。大跃进运动及随后的经济调整，就是这个画卷的首页。笔者拟以1958年至1962年分年度就陈云与邓小平的思想及活动作一简要的对比分析。

　　一、1958年——大跃进运动发动之年：陈云与邓小平的工作境遇发生了重要变化

　　本文20世纪50年代末的重要事件特指中国的大跃进运动。陈云和邓小平这时都已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在这场大事件中，他们自然不能置身度外，但两个人的思想与活动却大不相同。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陈云与邓小平各自的工作境遇发生了重要变化。陈云由此前在第一线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的角色改变为在同样的岗位上却不再发挥主要作用。而邓小平则是得到毛泽东的充分信任，主持中央书记处处理大量日常事务，协助毛泽东实现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成为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从而走上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前台。

　　陈云工作境遇的改变要追溯到1956年的反冒进。他由于长期从事财经领导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到1956年前后已经形成了成熟和定型的经济管理思想，这集中体现在他总结反冒进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后提出的国力论思想，即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也就是紧张平衡的理论。但这时已经敏锐地抓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新体制下新气息新主题的毛泽东不但在理论上并不赞同陈云的观点，而且在工作中针对陈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大跃进运动就是在不断加深批评反冒进过程中发动的，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在小范围特别点名说批评反冒进是针对陈云，批评的言词都异常尖锐，如说反冒进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等等。可以说，通过对反冒进的批评，毛泽东到第一线亲自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而此前处于第一线主持财经工作的陈云从此不再发挥主要作用。有一件事可以鲜明地验证这一点。1958年6月中央下通知成立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任组长。在没有明文撤销这个机构的情况下，1962年3月中央又成立中央财经小组，也是以陈云为组长。这只能说明1958年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这种境遇中，陈云1958年上半年主要是作检讨，承担反冒进的领导责任。下半年主要是以中央和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一职，纠正当时基建方面的工程质量问题。1958年12月22日至26日，陈云主持召开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总结10月份生产大搞群众运动以来工程质量事故和工伤事故大幅度增加的原因，提出6条改进措施。事后，他把会议情况向邓小平和毛泽东都写信作了汇报，指出总的情况是只图数量，不顾质量；只讲“多快省”，不讲“好”。他的意见得到中央重视，批转各地遵照执行。这件具体的业务工作，是陈云在当时环境下所作的力所能及的贡献。

　　与此同时，邓小平被毛泽东委以重任，在党内的工作地位得到不断提升，在各项事务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就曾形象化地打比喻讲：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在工作中，毛泽东对邓小平既充分信任，又给予了多方具体指导。毛泽东让邓小平抓大事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这期间国务院各部门直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与实际决策权的加强相适应，对邓小平个人的公开宣传也得到了加强。

　　由于邓小平党内地位的提升，也由于他主持处理中央的日常事务，所以1958年的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有他的重要参与。在批评反冒进及制订总路线的过程中，邓小平学习体会毛泽东关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方面有两点突出的体会，一是关于解放思想，一是关于加快速度。他在一些场合的讲话中指出：思想解放运动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思想一解放，就会迸发出无穷的力量，大大推动文化革命、技术革命，因此，要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独立思考；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有两种方法的斗争。一种是搞得快一些，一种是搞得慢一些。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方法，就是根据客观可能的条件，加快建设。只要是可能的，只要不是主观主义的就应该快。

　　此后，除了参与重大事件的决策外，与当年的大跃进运动有关，邓小平的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8月北戴河会议后至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是第一阶段，主要是在全国各地调研工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作鼓动工作。郑州会议后至年底是第二阶段，主要是协助毛泽东开始对大跃进出现的问题进行纠偏。在第一阶段，邓小平从东北一直向南走，在黑龙江、辽宁、河北、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调研。他一路视察工厂、人民公社、学校，听取工作汇报，召开干部大会作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他明确指出我们出去主要是鼓动，并在各地调研时对生产、人民公社体制、群众路线等问题发表了意见。第二阶段主要是毛泽东开始对大跃进运动中的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等过“左”的东西进行纠偏。邓小平积极学习和贯彻毛泽东随着实际情况变化而发展的思想。他于11月初直接从调研地重庆赴郑州参加第一次郑州会议，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主持起草《郑州会议纪要》。邓小平结合他在各地的调研成果，在会议上阐述了对人民公社一些带原则性和政策性质问题的观点。在随后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他作《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针对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过渡和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两个突出倾向，着重阐述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

　　总之，1958年大跃进发动之年，陈云和邓小平的工作境遇大不相同，他们发挥的作用和思想观点也不相同。陈云是受批评，作检讨，继而作一些力所能及的纠偏工作；邓小平是受器重，积极参与历史发展进程的决策，随形势的发展而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