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建党28周年之际，毛泽东系统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些表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形成体系。有的同志就问了，人民民主专政是不是空穴来风，其他国家不叫人民民主专政。前苏联叫无产阶级专政，东欧也叫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叫人民民主专政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因为人民和民主是我们惯用的政治思维，另外从当时考虑，因为民主资产阶级，有小资产阶级在里面，所以当时叫人民民主专政。后来我们知道转变了，从现在来看叫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从本质内涵来讲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内涵本质上是一致的。人民民主专政确立以后，我们需要有国名来表现，现在我们知道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在这之前，对国名的抉择也是煞费苦心的。从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第一次提到我们要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同意。但到1948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又更多使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突出民主，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不用了，到底用什么名字？1949年政协筹备会期间进行抉择的。当时黄炎培、张志让主张用什么名字呢？中华人民民主国，把“共和”给省掉。因为民主和共和，它的意思是说democratic（民主）和republican（共和）在西方的意思相近，没有必要重复。但是这时候有一个人，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站起来说，他说人民和民主重了，因为人民就是民主，民主就是人民的，所以没有必要把人民和民主重了，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张奚若的意见提出来后，政协委员一致赞同，名字是这样来的。现在有一个观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张奚若，是民主党派提出来的，这也不对。刚才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提出是任弼时提出来的，后来我们不怎么用，后来为什么采用民主党派的观点呢？表明了我们当时虚心接纳各阶级、各党派意见的胸怀，但最早提出还是共产党提出来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国体怎么确立的。

　　第二个问题，政体。我们知道政体叫人民代表大会制。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形成和确立，应该说共产党确立得比较早，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实践。我们跟苏联学的，苏联叫苏埃代表会议，苏埃代表会议就是人民代表会议，我们叫人民代表大会制。我们在七大之前都已经确立了叫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产生政府，这是我们的设想。只不过跟蒋介石合作期间，我们没有实践，我们用的是参议会制，因为这个跟蒋介石是统一的。我们当时在陕甘宁边区，蒋介石在重庆，搞的是参议会，通过三三制的政权，选举产生政府。所以邓小平改革开放后回忆，当时就是一国两制，我们跟蒋介石搞的不同，也有区别。现在提出打倒蒋介石了，肯定要把蒋介石的参议会制，蒋介石的国会制要废除掉，重新把人民代表大会制提上议事日程。但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当时也面临着一些困难，首先是党内对它还产生一些疑虑，因为人民代表大会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当时战时背景下还很难付诸实践。另外，民主党派对人民代表大会制是不抱有希望的，因为民主党派号称中国革命史上第三种势力，他的政治主张就是政治上学习美国，经济上学习苏联，调和国共，兼亲苏美，政治上学习美国的，所以有两个困难。我们怎么解决的呢？首先是民主党派，民主党派在47年10月蒋介石宣布取缔，民主党派纷纷转入地下，有的转到香港去活动。蒋介石宣布取缔，民主党派彻底对蒋介石丧失了信心。同时也宣告了第三条道路在中国破产，后来被迫跟着共产党走了。我们1948年4月30日发表五一建国口号，当时民主党派都在香港，发生“五五通电”，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并且说太阳就要出来了，这是马叙伦说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内部，我们通过七大，通过七届二中全会也逐渐形成共识，所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党内外形成共识。人民代表大会制，我们知道一个重要的载体就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中央人民政府，这是一个政权合法的途径。如果一个政权不是选举产生的，那是不合法的。我们现在来看，当初我们设计也是这样设计的，先召开政协，因为政协不用选举产生，现在政协也是推荐选举产生政协委员。通过政协来商量人大怎么召开，当时是两步骤的建国，从政协到人大，再产生到中央政府，是这样设计的。当时我们1948年4月30日的建国口号准备邀请180位代表到东北或者西柏坡，后来决定在北平召开一个小政协，商议人大怎么召开，怎样选举中央人民政府，这是两步走的建国路径，也是合法的建国路径。但是后来形势变化了，因为我刚才讲到了，蒋介石当时计划打倒蒋介石，消灭蒋介石的有生力量，时间需要很长。但是，现在1948年底的时候，我们感觉不需要那么长了。毛泽东也没有料想到胜利来得如此之快。这样我们建国就摆在议事日程，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就摆上议事日程。如果按照两步走的建国程序来不及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和民主党派、共产党不约而同的想到了修改原来的建国程序，一步走，通过政协产生政府。但是这个面临很大的风险，因为政协我们都知道不是选举产生的。政协产生中央人民政府，意味着政权不合法。到现在西方，包括前苏联的一些学者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那时非法中的合法，我们做了一些弥补措施。怎么弥补的呢？当然我们是两难中的一种抉择了，一个建国提上议事日程，迫在眉睫，召开人大又不行。在两难中我们采取了一步走建国程序，通过政协产生中央人民政府，我们怎样弥补的呢？首先要扩大政协代表的面。另外增加它的人数，原来180人，现在增加到662位代表，毛泽东说他相当于一个人民代表大会。这也是迫不得已的办法。我们1949年6月15日政协筹备会召开，9月21日政协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这样一来，我们就决定了当初建国之初的政权是过渡体的政权，一来名义上是政协代替了最高权力机关，人大没有召开，到1954年召开，但政协代行最高权力是名存实亡的。因为通过政协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它是最高权力机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它产生了其他机关。政务院也不是最高行政机关，因为政务院跟部委的关系不是一种上下级的关系，而是一种协调指导的关系，这些部委、地方、政府都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所以周恩来还兼任了外交部部长，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政务院当时也不是最高行政机关，最高行政机关、最高权力机关都被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肩挑了，这是有过渡的体制，到1954年就理顺了，1954年以后，第一届人大召开之后，就理顺了这个关系。这是第二个问题，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怎么来的。在建国之初，建国前夕的一个过渡体制，怎样看待合法与非法的问题，我们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