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大量史料的发掘和一些档案的解密，学界对中共党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提出了一些新看法。这里就民主革命时期的若干事件的研究情况略作评述。
　　1.“社会主义论战”——张东荪、梁启超等人所持观点的合理因素受到重视
　　从1920年11月开始的社会主义论战，是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是实行革命还是改良的重大思想论争。以往的党史著作在评述这场论战时，对张东荪、梁启超的主张完全否定，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完全肯定。近年来，学界重新审视这场论战，力求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
　　有学者认为，“在充分肯定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功绩时，对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在讨论中所存在的合理因素，也不能随意否定。”胡绳甚至认为，很难说在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共产党人取得了胜利，“现在看这两种意见，反而是梁、张的意见‘接近马克思主义’”。有论者还指出，梁、张的错误在于看不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主张依靠资本家发展资本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存在片面性，他们没有把资本主义看作与人类社会特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历史过程，而是看作完全坏的东西，认为应无条件地消灭。他们认为中国不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可以直接实行社会主义。这实际上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
　　2.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共产国际与党的创建关系因档案的公布而得出新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关于党的创建研究由来已久，建党后不久就有了记叙和初步研究，如陈公博的《共产主义在中国》，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恽代英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等。之后，关于这一问题研究一直没有中断，但是取得重大的突破应当说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以往，国内传统的观点主要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而很少提到共产国际的作用。近年来，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的关系问题由于档案的公布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有论者认为，共产国际从中国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到中共的正式成立及其初期活动，都进行了直接领导、组织和帮助；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等人对领导组织成立中共上海发起组和各地早期共产党组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首先致力于建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社会主义者同盟，并在以后使之逐渐转为纯粹的共产党组织。正是由于中共早期组织是在共产国际和俄共党人推动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所以中共最初的思想理论准备和干部准备都相当欠缺，也造成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努力缺少创造性思维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深层次思考。
　　3.“江浙同乡会事件”——所谓“江浙同乡会”这个组织根本不存在

　　近年来，学界进一步探讨了“江浙同乡会事件”的起因、评价及影响。论者认为，所谓“江浙同乡会”组织根本不曾存在，但是这一事件及其影响无疑是存在的。这个事件的起因是由于当时在苏联的中国学生中一些无原则纠纷，被其中一些宗派意识浓厚的人利用，恶意攻击，然后被负责处理这一事件的有关领导大肆渲染，最终酿成一起骇人听闻且后果严重的政治事件。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苏联党内斗争的激化和中共党内领导的“左”倾错误的抬头，许多人成为这一事件的受害者，其中留在苏联的人继续受到政治迫害，而回到国内的人则成为王明错误路线的牺牲品。
　　4.中山舰事件——事件的发生未必在蒋介石的计划之中
　　以往的研究认为，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的计划和阴谋。近年来，学者杨天石提出：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当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俄顾问影响的增强，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激烈斗争和蒋介石的思想倾向是导致事件发生的必然因素；而蒋介石误信“西山会议派”和“孙文主义学会”一些人的谣言则是事件发生的偶然因素。杨奎松赞同杨天石的看法，认为事件的发生未必在蒋介石的计划之中，事件发生既有蒋介石护党和联共的矛盾，又有对事件发生前的一些信息的严重误读，也与其独特的性格和心理状态分不开。
　　5.南昌起义——南下不是导致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
　　南昌起义是军史和党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长期以来，关于起义失败原因，权威的说法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建立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的方针，而是采取了南下广东、再行北伐的决策。
　　近年来，一些学者就南昌起义军是否应南下展开了争论。对南下持肯定观点的理由各有侧重，综合起来主要有：南昌起义军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从群众基础、距离反动政权中心南京的远近、经济状况、有无港口便利等方面，较之湘赣边界更为有利；南下广东的错误不是选错了进军方向，而是急于打广州，重新北伐。对南下持否定观点的理由综合起来主要有：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上，广东并不比湘赣边界更有利，反而在群众基础、环境是否便于弱小革命力量开展武装斗争等方面十分不利；南昌起义军之所以千里迢迢南下广东，原因是对大革命失败后国内形势的变化缺乏清醒的认识，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的指导思想。
　　还有论者提出：南下不是导致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南下是从当时客观实际出发的必然选择，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有益尝试，南下军事失利不是南下决策的必然结果。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即使就地革命也难以成功。
　　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历史必然，对中国革命有功，但条件不成熟，带有“左”的色彩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是我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个大事件。它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权，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以往，主流观点基本上持基本肯定的意见，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
　　近年来，学者开始重新全面、客观地评价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和历史作用。有论者在充分肯定苏维埃共和国诞生的重大意义和历史地位的同时，指出其成立在某些方面照搬照套苏俄经验和模式，带有共产国际“左”的影响和中国革命“左”的色彩，没有体现出中国特色。
　　还有论者在肯定它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特别指出：应该看到当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条件是不成熟的；受共产国际“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同样犯了革命的急性病和幼稚病，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反复性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这是当时急于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认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