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基本实现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后，高级社的发展也异常迅速，1956年上半年，北京、天津、上海三市，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广西、青海等省，已经实现农业的高级合作化，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各省市总农户的90％—95%。其他各省也有大部或一部分地区实现了高级合作化。1956年12月，全国高级社发展到54万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87.8%。加入初、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

　　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选，主要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在国家政权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工业领域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商业领域的委托经销代销、以及公私合营等。

　　新中国成立后，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的是利用与限制并重的方针。为了总结实行利用和限制政策的经验，1953年3、4月间，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率领调查组，到武汉、上海、南京、无锡等地调查。5月27日，调查组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将私营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资本主义工业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形式。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个报告，6月15日和6月29日，两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从指导思想上确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明确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是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必由之路。

　　从实践上看，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在1953年以前，重点放在了工业中的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和商业中的委托经销代销等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上。1954年到1955年底，是单个企业公私合营发展阶段。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后，企业的利润在分配上，采取“四马分肥”的方式，即合营后企业的利润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费、资方红利四部分，资方红利大体只占四分之一，企业利润的大部分归了国家和工人，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

　　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召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确定把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在企业利润的分配上，则不再实行“四马分肥”，而是采取定息的办法。也就通过核定私营企业的资产，将其总资产额按照当时银行的利率，每年付给一定的利息，付息的时间为10年。

　　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后，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原来单个企业公私合营的公私共有，转归国家支配。资本家丧失了“三权”：即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管理权、人事调配权。资本家虽然还对生产资料有所有权，但已不能买卖，只是在一定时期内起领取定息凭证的作用。这时企业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了。

　　1955年底和1956年初，各地敲锣打鼓，掀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1956年1月1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在郊区农民代表报告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喜讯之后，工商界代表乐松生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报告了首都已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喜讯。继北京之后，全国各大城市和50多个中等城市，于1月底全部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这一年的第一季度末，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各地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全国原有私营工业88000家，职工131万人，总产值72.66亿元，已有99%的户数，98.9%的职工及99%的总资产，以及私营商业82.2%的户数，实现了所有制的改造。

　　对于手工业的合作化，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也是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步骤是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的猛烈发展，也影响了手工业的合作化速度。中共中央1955年底提出要求：在两年内基本完成手工业合作化。实际上，由于改变了过去按行业分期、分批、分片改造的办法，采取手工业全业一起合作化的办法，到1956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这就意味着，从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算起，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本文摘自人民网<党史知识大讲堂>栏目，主讲人罗平汉为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