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以下简称《国史稿》）是第一部经过中央审定、批准出版的国史著作。书名为何叫《国史稿》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据介绍，这表明了编写人员的慎重态度，他们想通过出版来听取大家的意见，以便对书中可能存在的不周到、不周全甚至不准确之处做修改，为把这部史稿最后作为信史重新修订。

　　尽管目前出版的内容只截止到1984年，但《国史稿》已有5卷，可谓卷帙浩繁。本文仅以第三卷为例，就《国史稿》中的新材料、新观点、新内容作一简单梳理。

　　◆始末

　　《国史稿》编撰的三阶段

　　当代中国研究所从1992年开始启动《国史稿》的编写工作。这项工作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92年到2007年，主要由编委会和当代所的编写人员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拟定编写大纲，分工撰写初稿，以后又经过多次的讨论、修改、调整、充实，到2007年，形成了一个内部讨论稿。

　　第二阶段是从2007年到2009年，编委会邀请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军事科学院等单位的30多位领导和专家，审阅内部讨论稿，并提出修改意见。在充分吸收领导和专家审阅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各卷编写人员反复修改，形成了正式的送审稿。

　　第三阶段，从2009年到2012年，中央组织和协调了中央和国家机关30个部委，两次审读送审稿，对书稿的观点、结构、史实、文献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和补充建议。2012年，中央又组织18个部委，第三次审读了送审稿，国家统计局还专门审核了书中大部分数据。当代所和《国史稿》的编委会对中央各部委的审读意见非常重视，在分头修改的基础上，对各卷进行了全面的审改。最后，到2012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审定，正式印制出“送审稿”报送中央。

　　◆内容

　　《国史稿》史料有哪些新发现？

　　“八大钢座谈会”史料首次披露

　　5月，整顿的重点转到钢铁工业。早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之前，为扭转钢铁生产被动局面，在一位国务院副总理领导下，冶金工业部召开了“八大钢座谈会”（1975年2月18日至3月11日）。出席会议的鞍山、武汉、包头、太原、本溪、首钢、攀枝花、马鞍山八大钢铁企业，占全国钢产量的50%、铁产量的65%。1975年1、2月全国产钢288万吨、铁304万吨，比计划欠产钢95万吨，铁86万吨。其中八大钢欠产钢63.6万吨，铁85.6万吨。抓好八大钢对完成全年计划具有决定作用。“八大钢座谈会”分析了钢铁欠产的情况和“上得慢”的原因，增强了“三月份赶上来，二季度要大上”的决心，逐个分析了领导班子的状况，提出了解决办法，明确了措施。会后，各大钢铁企业都有一定的进展，太原钢铁厂尤为明显，但整个钢铁工业没有改变欠产的状况。日产量7万吨都突破不了，老是在6.5万吨至6.6万吨之间。其中鞍山、武汉两大钢铁企业欠产最为严重，要完成全年2600万吨的计划，5月起日产量必须达到7.9万吨至8万吨。而钢铁如果上不去，什么都被拖住，农机、军工、基建，统统都谈不上。（《国史稿》P245-246）

　　这段在“煤炭、钢铁的整顿”中所写的“八大钢座谈会”一节，是别的书未曾写到的。是我们到冶金部（现称冶金工业局）查阅档案的成果。在我们之前也没有人去查阅和利用过这次会议的档案。

　　是“照过去方针办”

　　而非“按既定方针办”

　　在9月30日国庆座谈会上，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讲话。这篇讲话全文仅200字，没有提“批邓”，也没有提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可是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关于这次座谈会的报道，却依然突出宣传要遵照“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报上登了发言的群众代表和其他领导人的照片，却唯独不登华国锋讲话的照片。“四人帮”利用掌握的舆论工具，明目张胆地否定华国锋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10月2日，华国锋审阅《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修改稿，看到稿中又引用了所谓“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立即警觉起来。本来，“照过去方针办”是毛泽东1976年4月30日晚听华国锋汇报情况后对华国锋讲的。当时他写下了三句话，这是其中第二句。当天华国锋即向政治局作了传达。毛泽东追悼大会后，“四人帮”在9月16日“两报一刊”社论中抛出了一个“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随后即连篇累牍重复宣传。《人民日报》在10月2日前的十多天里，宣扬这句话的文章有82篇。他们企图用这个伪造的“临终嘱咐”制造他们才是“正统”，才是毛泽东的合法继承人，并用它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编撰人员在采访耿飚时，就获得了与此有关的一些重要史料，收获很大。他讲了华国锋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联合国发言的稿上仍写“按既定方针办”一事问他怎么办？耿飚告诉他，北京与纽约有13个小时时差，让韩念龙发电报去纠正，来得及。华还讲了如有重大事件发生怎样同他联络。华说，最近有事，我亲自打电话找你，秘书打电话不算。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一次重要谈话。（P300）

　　体现汪东兴在

　　粉碎“四人帮”中的作用和地位

　　华国锋同叶剑英、李先念及汪东兴等反复研究，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已超出正常的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的范围。应采取果断措施加以解决，但也要避免引起大的社会动乱。他们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决定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国史稿》P299）

　　这里就涉及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的作用和地位，即对汪的历史评价问题。《历史决议》中没有提汪，有当时的特定背景。《国史稿》第三卷中出现汪东兴的名字，从叙述中表现汪的作用。书中对华、叶的“决定作用”未作评定，对汪也未作一言评定。以后可以加上。

　　毛泽东看过电影《创业》是误说

　　采访的作用，不仅了解史实，还能得到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认识，得到材料。举例来说：访问西南三线副总指挥钱敏，了解了三线建设的情况（如上海工厂的搬迁，攀枝花的选址），还了解了有关彭德怀“文革”初期的情况。

　　采访廖汉生，了解了粉碎“四人帮”前针对上海第二武装可能发动反革命叛乱作出的军事部署。书稿上本来写了一段话：对于“第二武装”的大本营上海此举（指反革命武装叛乱），叶剑英、华国锋等早就料到，已经作了周密部署。在（1976年）10月6日解决“四人帮”之前，就已布置东海舰队从海上监视，驻镇江的六十军向无锡、驻浙江的一军向上海“拉练”，从西、南两面形成钳制上海之势。可惜后来删掉了。

　　访问唐由之了解了毛主席做左眼手术的经过，澄清了《创业》批示是毛主席看过《创业》电影的误说。（最初出自《毛泽东论文艺》中为《创业》批示写的题注）唐说：毛主席23日做手术，24日取下蒙眼的纱布，重见光明，很高兴，看文件，眼痛，又蒙上，怎么可能允许他看电影呢？看电影是后来的事。看的电影是《战火中的青春》。

　　访问芦荻，明确关于《水浒》谈话是8月13日而非14日（有整理的记录稿为证）。

　　听龚育之谈科学院汇报提纲，他指出，不能说要用科学院汇报提纲来指导上层建筑以至意识形态领域的整顿，不是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

　　当然， 以上所说口述史料、档案资料等往往需要综合起来考察和运用。如第十章写到的南京事件，就是例子。一般经过，在南京大学查了档案；中央名义发电话通知压制后，南京街头于4月3日又刷出15条大标语及其内容来自江苏的档案；3月31日，南京汽车厂制泵分厂职工在新街口东侧，贴出一条大标语：“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直接点明斗争目标。是笔者当场看到的。（P287-288）

　　◆观点

　　《国史稿》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提法？

　　称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为

　　战略思想而非理论

　　毛主席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指称问题，是理论，还是战略，还是思想，还是主张，还是战略思想？胡乔木接受邓小平交的任务，组织撰写的文章，称理论，题目是《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中说“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这一战略原则”（《邓小平选集》第二卷第P160）又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同上，P172）《毛泽东传》称“主张”（P1688）、“思想”（P1690）。《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称“思想”。（P114）

　　《国史稿》第三卷采用“战略思想”的提法，第七章第五目的标题为：“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提出”。不说“理论”但兼顾及“理论”。

　　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而还不是全面整顿

　　“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是否是“全面整顿”？《国史稿》分析了整顿的三个阶段：重点整顿，整顿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全面整顿的部署和整顿的中断，说明邓小平部署了全面整顿而还没有来得及搞（准备今冬明春进行）就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中断了。故第九章第二节的标题为“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P241）。这同党史二卷的“邓小平主持1975年全面整顿”的提法是不同的。后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时党研室编辑出版的大事年表没有再用“全面整顿”的提法。用的是“对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整顿被迫中断”。（P115）在评价历史时，局部、全局，各方面、全面，程度是有区别的。要在一个水平面上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局部而非全局的错误，1975年整顿说是全面整顿，尺度就不一致，就摆不平了。

　　此外，关于整顿中断的历史必然性。我们运用恩格斯关于社会悲剧的论述（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在事实上不可能实现）分析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分歧，说明1975年整顿中断的历史必然性。分歧有三个层面：一、现实层面：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二、路线层面：三项指示为纲还是阶级斗争为纲。三、理论层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认同粉碎“四人帮”是

　　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说法

　　对粉碎“四人帮”的历史评价问题。我们采用了《历史决议》第25节的提法。第十章最后一段写道：“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持续十年的内乱，使人民共和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P303）

　　“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句话，有些学者不愿意说。为什么？他们认为粉碎“四人帮”后“文化大革命”极“左”的那一套还没有肃清，还在延续；不承认这两年主流是前进，而只说是徘徊，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把此后的两年放在“文化大革命”中讲。列宁指出：“无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怎么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没有肃清而否定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根本性的改变呢？

　　四五运动不能等同于天安门事件

　　四五运动与天安门事件的关系问题牵涉到这两个概念的运用。天安门事件不能涵盖四五运动，但有其独立性，有时一定要说天安门事件（如天安门诗抄，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现在采用的提法是“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四五运动”。（P290）

　　《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一文

　　导致提前对“四人帮”采取行动

　　如何看待《光明日报》10月4日发表的梁效文章《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

　　这篇文章导致提前对“四人帮”采取行动。

　　有一种意见认为，这篇文章是9月份就约的，不是针对华国锋10月2日批语写的，不能看做“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信号。我们主张动机与效果统一，要看文章的后果怎样，文章发表后历史是怎样发展的，而不是以主观动机来论定。

　　关于此事，《国史稿》第300页和301页在叙述梁效文章要点（其中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决然没有好下场的。”）后，主要写了两段话。一段是：“‘梁效’是‘四人帮’的重要舆论工具，这篇文章的矛头所向，引起了华国锋等人的高度警觉。加上‘四人帮’这一段时间活动的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另一段是：“10月4日傍晚，叶剑英赶到东交民巷华国锋住所，商量对策。叶剑英提出改变原定国庆节后准备十天视情况再定动手的部署，提前采取行动，‘先发制人，以快打慢’，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华国锋决定‘至迟后天动手’，请叶剑英同汪东兴落实行动计划。”本来还有一句说文章虽然是9月就约的，但在这时发表出来如何如何的话，定稿时删掉了。从大处着眼，这里的确不需要拖泥带水，为当事人开脱。

　　◆体会

　　《国史稿》编撰有哪些值得重视的经验？

　　十分重视档案史料的查阅、搜集、整理

　　《国史稿》项目启动之初，当代中国研究所就十分重视查阅档案、资料。这项工作得到中央各相关部门的支持。比如，为写“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第三卷，我们除在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以外，还在中央办公厅、国家经委、铁道部、冶金部、教育部、文化部以及一些地方查阅了大量档案，还查阅了林彪、“四人帮”两案审理的部分材料。老同志（如胡乔木、邓力群）保存的档案材料也十分宝贵。大量查阅和研究档案材料，使《国史稿》第三卷具有不少新材料、新观点。

　　举例来说：“文革”中经济方面的材料大量是从经委来的；第五章第三节《规模空前的三线建设》，曾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钱敏同志提供了许多材料；第九章1975年整顿是建立在许多档案资料基础上写成的，有不少新材料、新观点。

　　在利用档案方面，应该指出，到档案馆查档固然是重要途径，但还有方便的重要途径不要忽视，甚至应该首先利用。1.要十分注重重要出版物（传记、年谱、文集选集、资料汇编等）中已经利用和公布的档案。2.还要重视重要会议的纪要、简报（如：庐山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理论务虚会等）。毛主席与外宾谈话也很重要。有同志从中整理了一个专题资料：毛主席的经济思想，值得一读。3.同时也要注意报刊文章中公开的材料。

　　十分重视口述史料的采访、搜集、整理

　　《国史稿》项目启动之初，邓力群同志系统讲解了他亲历和了解的新中国发展过程中的要人大事。当代所创办之初，进行了国史大讨论，顺着历史发展，把各个时期的重要事件和主要问题讨论了一遍，又就各卷的编写提纲讨论了一遍。邓力群同志主持，他的讲话，由秘书处吕玉生同志等整理印发。后来编印成邓力群《国史讲谈录》，一共七本，主要内容就是国史大讨论中的讲话、谈话、插话。

　　袁宝华（经委）应邀来所作了系统的关于经济工作的系列报告。来所作专题报告的还有李淑珍（中联部）、俞雷（公安部）、袁木（国务院）、刘吉（国家体委）等部委的负责人和吴仁宝（华西村书记）、秦振华（张家港市委书记）、王伟成（江阴市市长）等基层负责人。他们都提供了宝贵的口述历史。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力安同志亲自带领访问了宋任穷、陈锡联、李德生、吴德、赛福鼎、杨贵等领导同志。还带队到江苏、浙江进行乡镇企业调查，到山西进行大中小学国史教育现状调查。

　　我们还访问了汪东兴、耿飚、廖汉生、钱敏、房维中、龚育之、唐由之、周海婴、谢铁骊、铁瑛、曹鸿鸣、王敏生等同志。

　　心里挂着问题，时时处处留心、联系

　　毛主席写批语推荐的徐寅生的《怎样打乒乓球》，其中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日常遇到的事情同打乒乓球联系起来，从中受到启发，改进、提高打乒乓球的技术。

　　做好国史研究编写工作，道理也是一样的，而且更加重要些。读书看报，时时留意，有用的史料、好的文章和语句，包括别人的观点、自己的闪光的思想，随时记录下来。还要搞剪报，搞摘记，长期积累。例如，音乐家傅庚辰在一次发言中谈到，夏衍告诉他，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是1979年文代会前，夏衍在列席政治局会议时提出的，没有解释，夏衍说：我不能给政治局讲课啊！再如，读到列宁的一段话，对于怎样评价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有指导意义，记下来备用。还有，究竟怎样写历史算是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这两年，我就注意收集实例，胡乔木论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胡绳论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这两篇分别从现状和历史进行分析，做得较好。

　　本版文/程中原

　　（作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副主编、第三卷主编，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