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关于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的关系。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过去很长时间里，人们往往把它们与所有制联系在一起，认为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只能实行计划经济。我们党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对这种认识有所突破，提出过“三个为主、三个为辅”的设想，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行。改革开放后，我们党逐步摆脱了过去那种传统观念，陆续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等经济运行体制。但这些提法都未能从根本上解除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直到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这才使人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上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根据这一论断，党的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这种经济体制中，固然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但同时也强调这种作用的发挥一定要置于国家宏观调控的前提之下，运用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限制市场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引导市场健康发展。可见，这种经济体制并不排斥计划，而是把市场和计划都当成经济手段。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相结合的范围、程度和形式，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可以有所不同”。 他还说：“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改革过去那种计划经济模式，但不是不要计划，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都很重视计划的作用。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更有必要和可能正确运用必要的计划手段。” 胡锦涛总书记也说：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 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南方谈话中关于计划与市场辩证关系思想的精髓，对我们继续认识和处理好这对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近些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入，许多西方国家的民众和进步人士开始反思资本主义，一些西方政要和经济学家也开始质疑新自由主义，强调国家的作用，主张对市场和金融业加强监管。这从反面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置于国家宏观调控的前提之下，把国家计划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完全符合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规律的，是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最佳处理模式。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有什么不同于其他转型经济体的秘诀的话，没有照搬西方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恐怕是一个重要的秘诀。
　  第四，关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针对过去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提出的一个大政策。改革开放30年来，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之所以得到充分发挥，创造财富的源泉之所以得到充分涌流，与实行这个大政策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联。然而，邓小平在提出这个大政策的同时就指出，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是“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他在南方谈话中也说：“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 他还具体设想了今后先富带动后富的办法，即“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并且提出了突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时间应当在上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 。他把共同富裕进一步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之一的高度，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在南方谈话之后，他把共富问题又与分配问题联系起来论述，反复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 “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近20年来城乡差别、区域差别、人群收入差别的逐步扩大，充分说明邓小平这些论述是富有远见的，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性任务；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时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时更要注重公平；决定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并采取不断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的措施。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落实共同富裕的目标，已经和正在扭转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第五，关于聚精会神抓经济建设与坚持两手抓的关系。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总方针之后，邓小平就反复提醒全党要注意两手抓。早在1980年他就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以后他又提出要两手抓，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抓惩治腐败、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且两只手都要硬。为什么要两手抓两手硬呢？用他的话说：“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 “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物质文明这一手一直比较硬，而精神文明这一手往往比较软。对此，他多次提出批评。1985年，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很早就提出了。中央、地方和军队都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群众中涌现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影响很好。不过就全国来看，至今效果还不够理想。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 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又说：“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 在南方谈话中，他用很大篇幅再次强调了两手抓的方针。他说：“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可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要大胆试大胆闯，这些是南方谈话的精神；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反对腐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社会丑恶现象，这些同样是南方谈话的精神。那种仅仅把发展理解为经济发展的观念，或者仅仅把物质文明发展当成硬道理而忽视甚至认为可以牺牲精神文明的观念，都是违背南方谈话精神的，都不是邓小平理论。
　  第六，关于不搞争论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关系。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不搞争论。但不搞争论指的是什么呢？有人说，邓小平说的不搞争论，就是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不要争论，在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不要争论。果真如此吗？只要认真看看南方谈话原文就清楚了。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不搞争论，是在讲到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这些话之后。他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从这些话中不难看出，邓小平所说的不搞争论，是针对改革开放中一些具体举措而言的，目的在于争取时间，以免事情还没办，先争论不休，结果丧失时机。这个方针对不对呢？完全对。因为它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符合我们在工作中的经验。但从这些话中能否找出在意识形态问题、在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上也不争论的意思呢？完全找不出，连影子都没有。相反，从南方谈话中却可以看到很多关于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的论述。比如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再如说：“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 再如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 什么叫资产阶级自由化？按照邓小平的解释，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 ；“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 什么叫和平演变？邓小平也有一个解释，就是西方政治家所说的“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 ，“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这说明，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好，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也罢，无非妄图从内外两方面夹击社会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邓小平一再强调，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让步。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 他说：“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 他对一些人见到错误观点充耳不闻、听之任之的态度提出尖锐批评，说严重的问题在于对于不正确的观点、错误的思潮，甚至对于一些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在报刊上以及党内生活中，都很少有人挺身而出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 可见，他说的不搞争论不是指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改革开放方向问题上不争论。在这些问题上，他不仅主张要坚决斗争，而且直接用过“争论”这个词。在八九风波后，他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当然，这里说的争论，与“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根本不同，是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但无论如何，不是“不争论”、不“交火”、高挂“免战牌”。江泽民同志说：“如果面对错误的思想政治观点，不闻不问，不批评，不斗争，听任他们去搞乱人们的思想，搞乱我们的意识形态，那是极其危险的，势必危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胡锦涛总书记也说：“对错误的思想言论绝不能听之任之，对腐朽没落的思想文化绝不能任其泛滥。” 可见，那种把南方谈话中关于在改革开放具体举措问题上不搞争论的主张当作意识形态问题上“不争论”的方针，是对邓小平理论的误读，也是违背党中央一贯指示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