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退休之后，极其重视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审阅工作。他说：“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所以他说：“这本书有针对性，教育人民，现在正用得着。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他特别指出，“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1]而作为文选第三卷的压轴之篇，正是1992年他在南方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涉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党的建设一系列全局性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更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对全党、全国人民的政治交代。这篇讲话的重要性，已为20年来我们党和国家的实践所证明。

　 邓小平这时思考的中心问题，仍然是如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他在南方讲话的开篇，就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他特别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这实际指明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要坚持这条符合我国国情、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基本路线，如他所说，不能改变，更不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动摇。这反映了邓小平在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一贯思想，他在总结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指明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同时他又清醒地认识到，改革是有风险的，是有可能被逆向发展的，并设想在哪些情况下有可能出现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他深刻理解我国历史发展的要求和最广大人民的意愿，认定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能够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正确发展方向。正因为这样，对四项基本原则讲得最多、最深刻的是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他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对我们国家的未来走向是明确而坚定的，他说：“达到共产主义的目标，要经过社会主义阶段，而这个阶段是很长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但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这同时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他强调在大方向上，必须分清姓“社”还是姓“资”，而且要通过实践来证明这一点。他特别提出：“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要用实践来回答”。“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3]在大方向、大原则面前，邓小平总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的。

　 在邓小平看来，要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关键在于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在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明确指出：“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4]这时他进一步指出，我这个讲话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这就是说，现在更要亮明自己的旗帜，这是因为：“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同时，“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这就是说，我们既要始终不渝地在思想理论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善于结合新的情况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邓小平这时进一步提出“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5]的重要思想，也就是说，它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领导力量、社会制度和国体，是不可分割的、不可动摇的整体；如果动摇了其中任何一项，就动摇了我们国家的立国之本。

　 对这样根本原则问题，邓小平一如既往，密切关注和回答现实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指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四个坚持”，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正确方向。有的人要求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删去社会主义这个关键词，只提市场经济，把我国的市场经济同西方的市场经济完全等同起来。邓小平坚决拒绝了这种错误意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提了出来，这就从根本上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市场经济。我们并不否认作为市场经济是有共同点的，这主要是资源的配置都是通过市场实现的，但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是有质的不同。具体地说，这种优越性应当表现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自觉地运用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这两手，对国家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恰当的调控。前者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既是国家建设与发展、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也是使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从而保证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利于社会主义，而不是有利于资本主义；而后者，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也学会了运用计划，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自觉运用和处理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关系。这就是邓小平一直强调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都要加以运用，即使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也要自觉运用国家的宏观调控。近些年来，我国自然灾害频仍，如果没有国家宏观调控，要战胜自然灾害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国家不加以调控调拨，受苦受难的只能是老百姓。很显然，如果没有国家全力以赴的进行调控，就不可能战胜自然灾害，更不可能有汶川、玉树等地地震后迅速恢复的奇迹发生。所以，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四个坚持”的论断，对于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运行具有方向性的重大现实意义。

　 二是进一步指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决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了日程。在新时期，邓小平一贯强调，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又要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决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这样才能“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6]他在晚年又进一步重申了这个观点，他说：“在宣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我就说过，不赞成美国式的民主。我当面对布什以及其他美国人多次讲，我们不会学美国。我们不赞成西方民主，但是我们确实也要民主，要社会主义民主。”[7]这在当时和今天都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改革开放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实质上就是要求中国“西化”，集中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力图把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到照搬美国模式的邪路上去。近年来甚嚣尘上的所谓宪政民主的主张，其实际内容就是要求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制度，要求把我国宪法修改成为美国那样的宪法。这种用来调节资产阶级内部权力滥用的“三权分立”原则，不但不能改变其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而且反而造成国家权力互相牵制和抵消。这正如邓小平所说：“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麻烦。”[8]这显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不但民国初年搞的多党制、国会制成为一出历史闹剧，而且就是后来国民政府搞的五权分立，也没能够阻止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所以，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政体原则，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个警示，是对当时刚刚发生不久的苏联亡党亡国历史教训的借鉴，也是对发生这一历史巨变原因的深刻分析。这个警示，对于我们始终不渝地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