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对江西的情况很了解，他指出，水、旱灾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水土保持不好。要坚持把植树造林搞好，否则没希望。他问，你们植树造林怎么样？

　　吴官正说：“这几年我们每年造林６００万亩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４０ ．３％。”

　　小平同志听了连连了点头，说，那好。

　　虽经长途乘车的劳顿，小平同志却毫无倦意。他兴致勃勃地听取了毛致用 关于江西在治理整顿期间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情况汇报，高兴地说，治理整顿这几年、改革开放做了不少事。他指出，没有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就不会有这么顺利。

　　小平同志思路清晰，谈兴甚浓。他说，改革从农村起步，刚开始时有些同 志想不通，存在疑虑，有的人还害怕是搞资本主义。但我们等待，既不给他们 戴帽子，也不搞批判，做出成绩让他们看。后来认识逐步统一了，几年就能执行了。那时安徽有一个搞“傻子瓜子”的，收入上百万元，许多人反应强烈，主张动他。我说动不得。这不是一个的问题，涉及到一个面，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改革开放政策要稳定，不能变。１９８４年以来的几年经济上得快， 是一个跳跃。农民收入多了，电器也进了农户，农村盖了许多新房。要看到这 个作用，没有这个跳跃，治理整顿不会这么顺利。

　　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强调指出，稳定发展我赞成。但是，只要能快一点还是要争取快一点。胆子要更大一点，放得更开一点。不能胆子没有了，雄心壮志也没有了。有机遇能跳还是要跳。

　　这时邓楠插话说：“这个观点，老人家鼓吹了一路。”

　　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快一点将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是小平同志对江西和对全国的期望，也是时刻萦绕在小平同志心头的一件大事。小平同志接过邓楠的话，问毛致用、吴官正，我讲得对不对？

　　毛致用说：“您讲的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搞快一点。”

　　邓楠又插话说：“老人家对江西很有感情，在车上不停地讲到江西。”

　　邓楠的话引起小平同志对峥嵘岁月的回忆。他深情地说，我对江西是有感情的。小平同志指着毛致用、吴官正说，我在江西呆的时间比你们长。当初，我在瑞金当过县委书记，那是几个推举的，后来中央认可了。那时苏区的工作 ，兴国是第一，瑞金是第二。

　　可不是么？在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小平同志在中央苏区工作、生活了四个年头。关于这段经历，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已经作了 详细的叙述。小平同志也曾在一个文件中讲到这段历史。他写道：一九三一年八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时期。瑞 金是中央苏区的后方，但当时被反革命分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权，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联系），谢、余等都帮助我做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分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 ，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于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粉碎后，开了几万人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

　　关于在瑞金工作以后的情况，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１９ ３２年５月，父亲奉江西省委之命，调往会昌担任县委书记。会昌，和它南面 的寻乌、安远两县，是我中央苏区的边沿地带，三县毗邻，地势险要，是江西的重要南边门户，也是我中央苏区的重要边区。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加强中央苏区的边区工作，更有效地粉碎敌人的南面进攻，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 ，将会昌、寻乌、安远三县联成一个整体，在会昌的筠门岭建立会昌中心县委 ，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革命斗争。１９３２年７月，在会、寻、安三县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共会昌中心县委，邓小平任中心县委书 记。毛毛说：“父亲是一个实干的人，也是一个有魄力的人。凡是在他主持工 作的地方，他都能迅速地打开局面，创造局面。在广西左、右江，在江西的瑞金和会昌，他都是这样，果断、坚定、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工作。”“从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３年，父亲在会昌这一区域的工作，不但改变了会昌这一红区边沿地带的面貌，而且在他的战友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认真贯彻了毛泽东所主张的，也完全适应当时边缘地区特点的正确路线，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坚决抵制了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力图减轻这一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这就成为王明‘左’倾昌险主义者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政策的严重障碍。”毛毛正确叙说 了党的这段历史，叙说了“左”倾昌险主义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以及对抵 制“左”的错误政策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等同志的种种打击。

　　在前面提到的那个文件中，小平同志接着写道：“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指会昌中心 县委书记），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个月的宣传部长，随即由临时中央开展了反 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斗争后，撤销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我以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安后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长安是边区，拍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嫁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 ’（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沧桑几十载，弹指一挥间。１９９２年，距小平同志离开中央苏区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然而在小平同志的记忆中，当年苏区的斗争风云依然历历在目 ，苏区的干部、群众和一草一木都牵动着他的心。

　　是的，小平同志“对江西是有感情的”。他时刻关注着江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关注着这片红土地上正在发生着的日新月异的变化。１９９１年９月，是中央革命根据创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６０周年，他应江西省委、省政府之请，欣然命笔，书写了“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６０周年”的题词，缅怀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对江西人民寄予厚望。

　　江西人民也深情的爱戴邓小平同志。１９６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３年２月 ，小平同志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谪居江西。这一呆又是近五个年头。在 他蒙冤遭受打击的时候，江西人民时刻惦记着他，以各种方式保护着他，祝福他平安、健康，盼他早日出来工作。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讲到，小平同志谪居江西时，曾于１９７２年秋天获准在江西境内“调查研究”。他从南昌南下，先到井冈山，后向东南，到瑞金、会昌、寻乌等地。虽然他当时 还是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未复出工作，但江西老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给予了他热情的接待。瑞金县的同志对他说：“你是我们瑞金县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曾使小平同志感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