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对江西的情况很了解,他指出,水、旱灾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水土保持不好。要坚持把植树造林搞好,否则没希望。他问,你们植树造林怎么样?
吴官正说:“这几年我们每年造林600万亩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40 .3%。”
小平同志听了连连了点头,说,那好。
虽经长途乘车的劳顿,小平同志却毫无倦意。他兴致勃勃地听取了毛致用 关于江西在治理整顿期间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情况汇报,高兴地说,治理整顿这几年、改革开放做了不少事。他指出,没有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就不会有这么顺利。
小平同志思路清晰,谈兴甚浓。他说,改革从农村起步,刚开始时有些同 志想不通,存在疑虑,有的人还害怕是搞资本主义。但我们等待,既不给他们 戴帽子,也不搞批判,做出成绩让他们看。后来认识逐步统一了,几年就能执行了。那时安徽有一个搞“傻子瓜子”的,收入上百万元,许多人反应强烈,主张动他。我说动不得。这不是一个的问题,涉及到一个面,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改革开放政策要稳定,不能变。1984年以来的几年经济上得快, 是一个跳跃。农民收入多了,电器也进了农户,农村盖了许多新房。要看到这 个作用,没有这个跳跃,治理整顿不会这么顺利。
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强调指出,稳定发展我赞成。但是,只要能快一点还是要争取快一点。胆子要更大一点,放得更开一点。不能胆子没有了,雄心壮志也没有了。有机遇能跳还是要跳。
这时邓楠插话说:“这个观点,老人家鼓吹了一路。”
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快一点将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是小平同志对江西和对全国的期望,也是时刻萦绕在小平同志心头的一件大事。小平同志接过邓楠的话,问毛致用、吴官正,我讲得对不对?
毛致用说:“您讲的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搞快一点。”
邓楠又插话说:“老人家对江西很有感情,在车上不停地讲到江西。”
邓楠的话引起小平同志对峥嵘岁月的回忆。他深情地说,我对江西是有感情的。小平同志指着毛致用、吴官正说,我在江西呆的时间比你们长。当初,我在瑞金当过县委书记,那是几个推举的,后来中央认可了。那时苏区的工作 ,兴国是第一,瑞金是第二。
可不是么?在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小平同志在中央苏区工作、生活了四个年头。关于这段经历,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已经作了 详细的叙述。小平同志也曾在一个文件中讲到这段历史。他写道:一九三一年八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时期。瑞 金是中央苏区的后方,但当时被反革命分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权,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联系),谢、余等都帮助我做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分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 ,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于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粉碎后,开了几万人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
关于在瑞金工作以后的情况,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19 32年5月,父亲奉江西省委之命,调往会昌担任县委书记。会昌,和它南面 的寻乌、安远两县,是我中央苏区的边沿地带,三县毗邻,地势险要,是江西的重要南边门户,也是我中央苏区的重要边区。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加强中央苏区的边区工作,更有效地粉碎敌人的南面进攻,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 ,将会昌、寻乌、安远三县联成一个整体,在会昌的筠门岭建立会昌中心县委 ,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革命斗争。1932年7月,在会、寻、安三县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共会昌中心县委,邓小平任中心县委书 记。毛毛说:“父亲是一个实干的人,也是一个有魄力的人。凡是在他主持工 作的地方,他都能迅速地打开局面,创造局面。在广西左、右江,在江西的瑞金和会昌,他都是这样,果断、坚定、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工作。”“从1932年到1933年,父亲在会昌这一区域的工作,不但改变了会昌这一红区边沿地带的面貌,而且在他的战友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认真贯彻了毛泽东所主张的,也完全适应当时边缘地区特点的正确路线,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坚决抵制了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力图减轻这一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这就成为王明‘左’倾昌险主义者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政策的严重障碍。”毛毛正确叙说 了党的这段历史,叙说了“左”倾昌险主义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以及对抵 制“左”的错误政策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等同志的种种打击。
在前面提到的那个文件中,小平同志接着写道:“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指会昌中心 县委书记),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个月的宣传部长,随即由临时中央开展了反 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斗争后,撤销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我以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安后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长安是边区,拍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嫁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 ’(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沧桑几十载,弹指一挥间。1992年,距小平同志离开中央苏区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然而在小平同志的记忆中,当年苏区的斗争风云依然历历在目 ,苏区的干部、群众和一草一木都牵动着他的心。
是的,小平同志“对江西是有感情的”。他时刻关注着江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关注着这片红土地上正在发生着的日新月异的变化。1991年9月,是中央革命根据创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60周年,他应江西省委、省政府之请,欣然命笔,书写了“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60周年”的题词,缅怀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对江西人民寄予厚望。
江西人民也深情的爱戴邓小平同志。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 ,小平同志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谪居江西。这一呆又是近五个年头。在 他蒙冤遭受打击的时候,江西人民时刻惦记着他,以各种方式保护着他,祝福他平安、健康,盼他早日出来工作。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讲到,小平同志谪居江西时,曾于1972年秋天获准在江西境内“调查研究”。他从南昌南下,先到井冈山,后向东南,到瑞金、会昌、寻乌等地。虽然他当时 还是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未复出工作,但江西老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给予了他热情的接待。瑞金县的同志对他说:“你是我们瑞金县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曾使小平同志感动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