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同毛泽东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伟大历史事件。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而且也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毫无疑义，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巨大功绩及其深邃的思想理论，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并对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从理论和实践上成功地解决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并通过实际的步骤加以实现。

　　中国社会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在这里，主要的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以取得民族独立，反对国内封建势力以取得人民民主；主要的群众不是工人，而是广大的农民。因而，在这样东方的落后大国里，如何把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正确处理最高纲领同最低纲领的辨证统一关系，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党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既区别又联系的关系，还不能作出正确的说明。虽然党内有一些同志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过理论探索，但毕竟没有形成全党统一的认识。相反，在党内却产生过或是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二次革命论”，或是要在民主革命阶段同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一次革命论”，这些错误主张曾长期困扰着党，并先后两度把中国革命导入歧途。这既不能完成当前的革命任务，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前途。

　　毛泽东代表了我们党在这方面探索的正确方向。早在大革命时期，当全党尚未完全摆脱“二次革命论”束缚的时候，他就强调指出：企图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并提出：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应该首先建立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其“终极”目标才是实现“世界大同”。初步地指明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结。大革命失败后，如何判定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成为一个关系党的路线正确与否的重要问题。由于这时民族资产阶级已追随大资产阶级背离了革命，毛泽东也曾有过“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的看法，同意“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苏维埃”的主张。但他在深入实际调查中敏锐地觉察到，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正确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1因而在根据地建设中注意抵制冒险主义错误，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正确政策。正是根据地建设的实践和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斗争的经验，深化了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关系的认识。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上篇与下篇的关系，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结果。毛泽东说：“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1]这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的指导原则。

　　毛泽东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连结点问题，也就是说，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决不可能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3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由之路。在毛泽东看来，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第一，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包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内的进步因素的生长点；第二，具有了相对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特别是在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内部，有正在成长的各种社会主义因素，为将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了条件；第三，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正因为这样，把中国的民主革命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就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唯一正确的选择。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既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它既存在资本主义的因素，又存在不断生长中的社会主义的因素，这将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行性了。”[2]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8页。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