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历来主张,搞建设必须要放眼全世界。以世界现代化进程为参照系,研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以世界历史发展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以其他国家发展进程的经验教训来印证中国发展道路的科学性。
一、开辟一条正确道路,为中国现代化顺利启动创造了前提条件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现代化的启动要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前提。欧美原生型现代化不是启动于中世纪黑暗社会的基础之上,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初步形成之时,工业革命不是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而是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1]
中国的现代化启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它决定着中华民族走向现代社会必须完成的两大任务: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两大任务,孰主孰次,孰先孰后,事关中国现代化能否顺利启动。是以工业化为主来谋求国家富强,还是以民族民主革命为主来谋求民族独立?这是贯穿近代中国110年社会发展史的双重主题,也是历代志士仁人救中国的两种不同路径。然而,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合法的途径实现民主化、近代化的主张都不能成功……不动摇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谋求实现民主化的努力更是毫无作用。这些善良的愿望之所以不能实现,就是因为有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严重的阻力。”[2]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之前,中国社会至多只能出现帝国主义允许的或者封建统治能够容纳的某种程度的“现代化”,不可能出现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现代化。
然而,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一批批先行者对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并不很清楚,对怎么来完成这些任务更不清楚,他们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入了积极的探索,尝试了各种各样的途径,但最终还是没有把一个落后的中国引向富强文明的中国。“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3]中国近代史上历次现代化尝试终归失败,原因皆在于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纵观中国近代史,我们发现,各种历史人物和政治派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归根到底都是由其能否推进和完成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这两大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来决定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最终胜利,是因为他们的所思所为既符合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潮流,又符合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他们及时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开辟了一条先谋求民族独立、创造前提条件,尔后再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唯一正确的之路。“用革命的方法……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4]。
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崭新起点,其直接结果便是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启动创造了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人在10月1日所庆祝的革命,其意义不亚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其政治摧毁的范围不小于那两场革命,在为社会发展的空前新进程而开辟道路方面,其重要性不亚于那两场革命;其世界范围的影响也不小于那两场革命。”[5]
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现代化确立了先进制度的保障
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仅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且也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道路是新中国快速发展的制度保障。
(一)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中国的国情使然
在世界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现代化道路并存的情况下,毛泽东带领新中国选择了后者,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舍弃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已经落后,而是因为中国不具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客观条件。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代价高昂的、剧烈的社会变迁,它的启动、发展和稳固,都要求一个强有力的社会集团来组织。这个社会集团必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他们齐心合力推翻旧的秩序,建立新的秩序,以发展新的生产力。在近代中国,“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6] 资产阶级理应承担起发展生产力、推动现代化的历史责任。然而,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历届政府显然没有尽到应尽之责,没有履行它应当履行的职能,致使中国资本主义出现了畸形的发展:一方面是民族资本日渐衰败,另一方面是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大行其道。历史表明,中国的资产阶级既不能像英美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那样引导中国走上自由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能像德日等国的资产阶级那样引导中国走上纯粹的垄断资本主义道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的109年中,为了追赶世界发展步伐,一些中国人效法西方亦步亦趋,但中国人的强国梦一次次遭受重创,距世界现代化潮头渐行渐远。就这样,中国近代历史既否定了在没落的封建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又否定了在半殖民地条件下通过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残存的民族资本技术落后,起点低,基础薄弱,不仅不能成为新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基础,而且还可能导致对国际资本的依附,危及国家经济与政治安全。“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7]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幅画面:“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
大同。”[8]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世界历史发展现状使然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仅仅是因为近代历史发展阻塞了中国通过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唯一可供选择的道路,而且更因为,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先进的发展道路。
从理论上讲,先进的社会制度能够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发现了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奥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带来了社会历史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形成了新社会形态取代旧社会形态的社会运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人类社会进步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曾经起到的进步作用曾给予公正、历史的评价。毛泽东也曾说过,人类历史一百来万年中,资产阶级统治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社会主义是替代和超越资本主义的更加先进社会制度,它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自然应该拥有高于资本主义的能力。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事实来看,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昭示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前进方向。在十月革命以后的20年时间内,苏联在工业力量方面已赶上德国,其矿业总产量、基本设备和工厂方面,已接近欧洲大陆所有的发达国家,城市现代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尽管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少弊端,但苏联现代化模式所表现出来的优势是世人公认的。“在斯大林领导下的头十年,……把一个落后的、以农立国的、文盲众多的社会改造成一个以工业为主导的、都市化的和有文化的社会……在斯大林统治下的第二个十年,苏联摧毁了强大的德国入侵者,它对击败法西斯主义所作的贡献大于其它任何国家;它还获得了东欧的控制权并成为世界事务中的超级大国。”[9]与此相对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和社会萧条。战后,当整个西欧还在等待援助的时候,苏联已经迅速恢复并开始加速前进。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苏联所展现的道路、成就和光辉前景无疑具有极大的示范作用。“这一切灿烂的成就,给全人类指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10]“全世界一切人类社会现在正向着苏联所走的道路前进”。[11]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正是中国历史发展和世界历史进步这两种历史必然性交互作用的产物,既顺应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趋势,又承接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轨迹。它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社会发展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确立对中国现当代社会发展进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我们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12]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三、借鉴外国工业化经验教训,工业化道路开始具有中国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世界工业化的大势,在充分考虑新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政治、经济条件的基础上,参照苏联和其他国家工业化的经验教训,逐步提出了以重工业为中心、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这样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使工业化道路开始具有中国特色。
(一)这条道路体现了中国的大国国情
世界工业化进程的经验告诉我们,人口、国土面积以及自然资源这三项指标影响着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抉择,决定着不同的工业化模式。大国与小国在工业化战略上差别较大,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般是大国所追求的。在确立新中国工业化方针时,毛泽东明确提出,“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情况,要求我们建设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对内能够依靠它满足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对外也可以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发展充分有效国际协作”[13]。此外,国民经济体系化,对新中国来说,还有另外一个战略意义,那就是国家的经济安全的考虑。
(二)与其他工业化后进国相比,这条道路体现了中国的新探索
在工业化史上,几乎所有的后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大国都把生产资料工业放在重要的地位。这种做法几乎被视为通则,因为这是后进国赶超先进国最有效的法门,中国自然不在例外。
但是,毛泽东的眼光却不仅于此,有了新的思考。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他专门讲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问题:“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14]这段话可以说道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基本点和实质:以工业为重心,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也就是处理好国民经济基础和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关系,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
党中央和毛泽东围绕“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艰难的探索,从理论上实现了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向“按照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转变,不仅对当时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而且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工业化发展战略的调整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三)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这条道路坚持了中国特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形成,苏联通过“经互会”对东欧国家经济进行干预,实行所谓的国际分工与生产专业化协作。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开始大规模建设之后,苏联试图将这一模式强加给中国,反对中国发展自己的工业体系,因为它“自己开香肠铺,但不愿中国也开香肠铺,他要推销他的香肠。”[15]毛泽东把中国工业化的任务定位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之上,这不仅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做出的深思熟虑的判断,而且也是和苏联等据理力争的结果。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居世界第一,拥有丰富的种类繁多的自然资源,因此它自然给自己提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读到这一段话时,毛泽东说,“这段写法可以。要知道这是经过我们同他们争论才这样写下来的。过去,他们和东欧的一些国家都曾经要我们不搞完整的工业体系。像捷克斯洛伐克、日本这些国家,铁矿等资源靠外国,还发展了钢铁工业,我们资源多,怎么能不搞呢?”[16]
中国工业化道路是对包括苏联在内的工业化后进国家经验教训的记取,是一种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改革创新的基础和源头。
四、必须充分肯定毛泽东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功绩
历史发展是一个不能随意割断的过程,对于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评价也必须从历史发展的全局来看,因为一方面,人们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都是在既定条件下进行的,评价历史的标准也是这些条件的产物。离开这些条件,历史将会变得无法理解,历史性的评价标准也将会变得无法理解。另一方面,历史事物的发展进程往往较长,只有经历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它的作用与意义才比较完整地展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的高度,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
(一)历史地看,毛泽东坚持不懈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就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认识而言,他的出发点也是为了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建设道路。比如,《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理论著作就是以苏为鉴的结果。当时的想法是,“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17]这就是毛泽东这个时期的真实想法,也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探索的出发点。在1960年7~8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说,“现在人家对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怀疑,这不能说没有道理。这些是新鲜事物,我们正在进行试验,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验,无非是想把我们中国搞得好一点,发展得快一点。我们想试试是不是只有苏联那个办法是唯一的办法?我们想,除了苏联的办法,是不是根据中国的情况还有更好一些的办法,更快一些的办法?无非是这么一个想法。”[18] 正是由于看到这种办法无助于达到上述目的,毛泽东又率先提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偏差。
(二)现实地看,改革开放前中国现代化建设为当代中国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是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中国虽未全面实现现代化,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和明显的不足,但我们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改善,工业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所提高。
经过30年的艰苦创业,我国形成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建筑、金融、贸易旅游和综合技术服务等七大行业,中国在以农业部门为经济主体的基础上,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在赢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又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而且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这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活动,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十分珍视的、引以为荣的成就。“我们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19]
人民共享现代化的成果,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历来都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952~1978年,在经济相对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中国致力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使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1978年底,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达到3624.1亿元人民币,人均379元,折合228.2美元,位列低收入国家,但中国却能够为最大多数人提供高于低收入国家水平的生活保障,表现出与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截然不同的状况。
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时候,虽然在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等方面,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做法有很大差别,但是,无论他的理论还是实践,都为后来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20]这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应有的态度,也是评价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功绩应有的态度。
[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2]《胡绳全书》第3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
[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页。
[5]〔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张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序言第3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7]《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9]〔美〕科恩:《苏联经验重探:1917年以来的政治和历史》,陈玮译,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104页。
[10]《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11]《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12]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 150页。
[1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41页。
[15]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16]《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四)》,《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1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18]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页。
[19]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7日。
[20]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